当时，社会上对于接管城市的工农干部有一种歧视和排斥，国统区许多知识分子（即批判文章中所谓“小资产阶级”）对解放区干部看不惯，认为他们自恃“领导”却没有文化缺少教养，常把他们面对都市文明表现出来的种种不知所措，作为笑料甚至写入作品，肩负着“改造”使命的解放区干部，对此自然十分反感。两种阶级意识、两种文明在这里产生强烈碰撞，实质是谁领导谁、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问题。这就是围绕着《我们夫妇之间》展开争论的背景。小说中妻子反问李克说：“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
促使丁玲写文章还有个原因：“大家把这篇小说捧得很高，我觉得这个倾向不好，不说不行了”。“在上海，有人说这是‘杰作’，比赵树理的作品还好。”
丁玲从分析人物入手。她认为在小说中，工农出身的干部张同志从始至终是被奚落的，“有些地方，好像是在说她好，说她坚定，说她倔强，但这种地方，实际又是在说她缺少文化，窄狭，无知，粗鲁”，把她描写成一个“无修养的工农分子”，“给她插上正确的革命干部的旗子，出她的洋相”。李克呢，“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他高高在上地看他老婆，“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来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一点都不像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丁玲认为“这篇小说很虚伪”，“它表面上好像是在说李克不好，需要反省，他的妻子——老干部，是坚定的，好的，但结果作者还是肯定了李克，而反省的，被李克所‘改造’过来的，倒是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张同志”，“这篇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是歪曲嘲弄工农兵的小说”，“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认错的、被改造的不是李克，而是工农干部，要害就在这里。
更重要的，《我们夫妇之间》“在某些地方有了更大的市场，在上海被搬上银幕”，而且“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的，“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艺术等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了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而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对于这部作品的讨论，“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
丁玲的思想简而言之就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按照《讲话》精神改造国统区的文艺及文艺工作者，而萧也牧作为解放区干部，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失当，他的有影响的作品被反对改造的人利用了。
丁玲怀着对于一个熟悉的有才华的年轻作者亲切而惋惜的感情写道：“也牧同志，你为什么要欣赏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还拿他作为今天知识青年的指路标呢？你在晋察冀边区住过不少年，也做过群众工作，经过各种锻炼，为什么一到北京就又让李克这样的人物在你的作品中洋洋得意呢？仅仅为了这点，我也很替你难过”。并且很诚恳地说：“也牧同志，你是有人民的读者的，你过去的一些短篇散文，就有过一些读者，我曾是你的一个读者，在阜平抬头湾时我曾把这个意见告诉过你。你应该不放弃这些读者，而要教育那些比较讲求趣味的读者，却不是迎合他们。他们向你唱的赞歌，虽说好听，可是你不应该就被蒙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