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紧贴现实，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当时这个题材的作品极为少见，发表后好评如潮，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很快将它推上银幕，并排出郑君里导演，赵丹、蒋天流、吴茵主演的强硬班底。随后出现批评之声，引发争论。萧也牧感到茫然，1951年5月11日给丁玲写信求教：“丁玲同志：近来，我为了创作的事情，思想负担很重。几个月来，看了些书，也想了些问题，但有些问题，总还是看不准，想不透。今后怎么办？更是有点‘渺茫’了。诸如一切，信里是写不明白的。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得到你的帮助，想找个时间和你谈一谈，看你有没有时间而定，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总之，我是想切实地把自己整顿一下，这样下去是决计不行的了！”落款“小武”。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在抬头湾时就和丁玲很熟，帮助抄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稿子，丁玲曾同他漫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听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并相约一起下去搜集材料，那时丁玲就称呼他“小武”。
6月，丁玲为了创作一部“育婴堂”题材的电影剧本，去了南京、武汉采访，在南京文联讲话时谈到《我们夫妇之间》，说作者在晋察冀边区呆了10多年，有才华，也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但是这个作品里面那个知识分子和农村女干部都不真实，“而是在拿革命干部出洋相”，这个作品的重要缺点，是“讨好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我们的干部小丑化”。她7月回到北京，立即给萧也牧写信说：“两个月以前吧，我曾收到你给我的一封信，希望我约你一个时间来谈谈你的‘创作’问题。这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是当时有些事，接着我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
在丁玲外出期间，报纸上出现了批评萧也牧的文章。第一篇发表于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作者陈涌，题目是《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陈涌说：近几年来，“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者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一周后，6月25日《文艺报》发表“读者李定中”写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是陈企霞约冯雪峰写的。编者按说：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这封来信言辞比陈涌文章激烈得多，认为萧也牧“对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他不同意陈涌所说作者的倾向是“脱离生活”，认为是“脱离政治”，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
李定中的文章引起一些人反感，周扬在《人民日报》副刊部讲话时批评《文艺报》犯了错误，《文艺报》有些紧张，不敢把李定中即冯雪峰这一实情告诉周扬，一面又要组织通讯员展开辩论。这时丁玲回来了，立即制止说：“这样组织一部分人写文章座谈，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不同意你的意见的人更加反感。这样不就成了‘派’了！我来写文章吧！”于是丁玲写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发表在8月10日《文艺报》上。她在文中对萧也牧说，听说你有些苦闷，“我就更觉得我应该再仔细读读你的作品，向你有些建议才好。趁着我这几天还没有动手做别的工作，我便又读了你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爱情》和长篇小说《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