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艾思奇、萧三和江青都看过小说，并在1948年7月向中宣部建议由华北局宣传部出版，胡乔木、陆定一也都表示同意之后，周扬仍不肯出版。1948年夏天在石家庄开文艺工作者会议，胡乔木告诉陈明已经打电报给东北，要他们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会议期间陈明“遇见周扬几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问题，他一字未提”。艾思奇跟陈明说：“如果这样他还有意见，那就没有办法了。”周扬是艾思奇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在1937年9月一起从上海到延安。
小说在东北出版后，1948年9月19日，丁玲在哈尔滨致信胡乔木、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1949年2月，丁玲住在沈阳鲁艺，林伯渠找她要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告诉她：江青跟他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不久胡风从香港来到沈阳，他也“没有想到，像丁玲这样在共产党里很有地位很有实力的作家，出版作品还这么难”！
一直到建国以后，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奖问题上，周扬始终是反对派。
朱子奇说，他1950年春天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中央负责人”问他，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果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朱子奇将此意见转告给在莫斯科养病的任弼时同志，任弼时说这本小说他看了，是部好作品，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那是次要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大概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吧！朱子奇把这些意见转达给那位苏联同志，他很高兴，也很赞同。
严家炎回忆：1962年秋，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