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以大量细节组成的书，其叙事大体上就从这时开始。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最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大家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这类恶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才用作政治分类标签的。其实早在数年前党内就已在进行政治态度摸底排队时习以为常。1953年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半年工作计划中，涉及高校内民主党派工作时，就有“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不过，冯友兰后来长期定位为“力争表现进步的中右分子”，在打击面较大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而1959年教育部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不过，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旧社会过来的”“旧教授”，有的且是一级，不待提升了。
不过，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员操作。在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眼中，所有被称为旧教授的人，都是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甚至是“知识骗子”，一无所长，一无可用，混饭吃的货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检查统战工作，北大党委有人这样说道他们的党外校长：“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级决策层是这样认识，经济系党组织认定马校长是牢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龄的马寅初陪同新任校党委书记陆平到十三陵水库，高一脚低一脚来看望大家时，有的学生感动，喊了一句“向马老致敬，做马老的好学生”，竟被人当作异动上报。学生越是欢迎谁，越是帮老师的倒忙，例如有的学生私下说，能学到某某教授学问的十分之一就好了，虽不无夸张，但总是好学的表现吧，这却成了老师引学生走“白专道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由于认定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所以要剥夺他们的资本，就须贬低他们知识的价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一经当作领导指示下达，自然助长了党委、总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气焰。
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特别点了他的名，施加压力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不但对文科，对农科，似乎可以任意说三道四，即使对自然科学，对像傅鹰这样的物理化学、无机化学专家的学问，也敢轻易抹杀。如化学系总支在对傅鹰搞了多年政治、业务“拉锯战”后，竟在一个书面总结中，指斥傅鹰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