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参与的人数，那么，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试验。这个试验包含着遭受巨大挫折的风险。但是，谁要改革一点东西，谁就必须冒风险；当然要估量风险的大小并加以限制。北京在预算中把防务排在第四位，这样做对实力政策带来的风险从客观上讲是很小的。此外，邓小平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属于与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性质相似的范畴。当然，同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时期完全封闭的日本不同，今天中国具有多种多样的经营管理和对外贸易的经验。从天津经上海到广州，沿海的许许多多经商者是在50年代中才被剥夺财产的。在香港，他们甚至正处在高度繁荣时期。中国还可以依靠成千上万在国外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员忠诚服务，他们愿意回来帮助工作。
无论就技术能力还是就群众的生活水平而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试验是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始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从内政上考虑不敢把军备开支放到第四位。在俄国，所有企业的经营传统60多年来已被打破，孙子辈再也不能亲眼看到如何管理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形成价格，积累利润并把利润再投资于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生产能力——所有这一切都让各个企业的领导自主做决定，这将是闻所未闻的革新；实行这种改革已经遇到各种各样的怠工和阻力。
苏联改革取得成功是符合欧洲利益的。但是，欧洲不能提供超过苏联愿意偿还的帮助，因为我们不能让作为我们直接近邻的超级军事强国在财政上无后顾之忧，以便它能继续保持迄今为止的军备速度。但如果真能达成可靠的裁减军备条约，那么我们的处境就会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完全有理由提供经济帮助。因为，苏联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自然对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会有利，并将削弱莫斯科对华约国家经济的控制，迄今东西欧之间那种按西欧的标准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关系也必然会逐步增加。这样就可能出现一种名副其实的经济合作。东西方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也存在着不仅能提高东欧的生活水平，而且可以在东欧扩大个人的活动余地和自由的良好机遇。这样，所有欧洲人就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国际军备限制谈判和苏联经济改革双双成功，至少能尽力为前者的成功做出贡献。
对欧洲来说，这既是机会，又是风险。欧洲可能由于恪守清规戒律或者由于一些欧洲国家目光短浅坚持维持现状从而对裁军谈判的可能失败负有责任。在裁军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即越过欧洲人做出纯双边的决定，同时使40年来存在的欧洲分裂状态以一个是美国势力范围、一个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形式更长远地固定下来，即便说这并非是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的风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苏联有朝一日会重新谋求取得军事优势。
因此，西欧国家应当把他们的利益捆在一起，以便一起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主体。这指的不是建立西欧合众国这样一个在目前看来是空想的目标，但诚然可以建立像丘吉尔1946年、戴高乐在1962年和肯尼迪在1963年所设想的那种紧密合作的关系。丘吉尔的方案提得为时过早，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丘吉尔不想把自己的国家包括进去。戴高乐的构想则由于德国联邦议院的态度而失败，犹如八年前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可能是由于他的同胞惧怕德国而搁浅一样。肯尼迪作为局外人对欧洲的联合估计只能做出很少的贡献。他过早地死于非命，剥夺了美国施加各种积极影响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