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流行口号和新的指导性设想不断出现。吉米·卡特受美—欧—日全球经济三角的设想影响颇深，这个设想是戴维·洛克菲勒领导的所谓三边委员会提出的，而到70年代末，又增加了“太平洋盆地”这个新说法。在许多加利福尼亚人看来，世界经济在这一地区找到了新的增长活动的中心。因此，希望日本、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在美国技术以及尽可能也在美国企业指导下扩大经济效能，并使之成为新的基础，至少能给全球外交和战略增加一个柱石。与此相反，欧洲在这个设想的世界中的作用随即变得无足轻重了。
可以肯定，在这些设想中，对亚洲各国人民及其利益的幻想也起了作用。美国人对日本人和日本的历史、文化、气质的了解比他们对欧洲的了解更少，对中国以及对中国5000年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之贫乏更为严重，对人口达16000万以上，由13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伊斯兰大国印度尼西亚的了解也同样如此。
美国对亚洲内部的冲突知之甚少，譬如对中国、朝鲜和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几乎一无所知。这种仇恨是1930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又譬如，人们对中国共产主义可能施加新的影响，因而私下怀有恐惧这一点也很少了解。美国也很少想到过东南亚国家的群众对居住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1600万华侨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和富足是多么妒忌。
老派东部权势集团与英国不仅有共同语言，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很高的法语，甚至德语和意大利语的语言知识。可是，几乎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能讲中文、日文或印尼文，对亚洲各国的了解十分贫乏。美国应当知道，鉴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极大差异，要按照美国的利益和目标来指导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将是很有限度的。
但是，要得到这样的经验还是将来的事。在此期间，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有了巨大增长，中国经济由于执行邓小平开放型的经济政策，也取得了富有吸引力的发展。许多美国人把视野转向大洋彼岸，这已是一个事实。欧洲人应当及时做出调整，他们必须保持对美国的世界政治和态度施加影响。因此，1976年以来，我一再要求联邦内阁的部长们和我的工作人员，在访问美国时不仅要去华盛顿和纽约，而且同样要去这个国家的西部和南部。我自己作为联邦总理，尽管日程很紧，也同样尽可能地到美国的上述各地去看看。
1979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这样的一次访问时，正是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夏令营期间，乔治·舒尔茨邀请我到波希米亚协会去做他的客人。那是一个周末，是我在美国得到的最令人惊异的经历之一。后来我又到那里去过一次，更加深了我的印象。
“营地”的风景美不胜收。在一条仅几百米宽、数公里长的峡谷里，两边的斜坡和谷底都长满了令人崇慕的、部分树龄竟达千年的红杉。树林成片，人们从树梢之间可以看到头顶的苍穹。四周一片静谧，听不到烦人的汽车声，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轻轻的乐声。有几条小径穿谷而过，一条小溪，溪水从一个小湖流入俄罗斯河（河流的名字使人想起阿拉斯加尚属俄国的那个时代，当时俄国的猎人和拓荒者往南一直推进到加利福尼亚中部）。以前访问加州时，我曾观赏过金门大桥以北米尔森林中的红杉，它们始终使我感到心驰神往。与此相对照，波希米亚丛林不过是一个小区，但单凭这里的大自然美，也值得驱车远征，到此一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