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60年代和70年代对苏联的看法同我今天的看法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只是在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在我看来，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总战略在许多方面始终是从16世纪开始的，是经过17世纪直至18、19世纪旧俄国政策的直线继续和延伸的。说得粗略一点，莫斯科的总战略过去和现在都是3／4是传统的俄国战略，1／4是共产主义的战略。
列宁、斯大林也一样——把伊凡四世这位“暴君”看做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俄罗斯国家的真正奠基者，看来这是不无道理的。伊凡四世生于1530年，1547年接受沙皇这个称号。他发动了越出基辅帝国国境的第一次俄罗斯征服战，这场战争以征服伏尔加流域鞑靼人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君主国而告终。以这场战争为起点，开始了帝国扩张的历史，其结果是对外族实行大规模的俄罗斯化以及强迫迁移，从而把诺夫哥罗德、特瓦尔或普勒斯科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强迫迁移这种残暴的手段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早就使用过。俄罗斯的扩张指向波罗的海，然后指向波兰、黑海沿岸，最后指向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也常常被看中。同时，也看中了高加索、下伏尔加、里海、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再往远看，无限广阔的亚洲北部地带到太平洋以及从白令海峡向外到阿拉斯加，然后是蒙古、中国、日本以致最后到德国的领土，也吸引着他们。而最近，又增加了在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设立的政治据点。
不管是在伊凡四世、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还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俄国向外扩张的欲望尽管遭到过某些挫折，但它从未真正熄灭过。其根源是存在一种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救世主义，它是俄罗斯国家意识中内在的思想。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征服，从而使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脱离基督教时，莫斯科宣称自己是“第三个罗马”，而第四个罗马永远也不会有。救世的信念在19世纪的后半叶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即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到20世纪，它又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出现。
19世纪俄国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是面向西欧人文主义的和自由的思想，或者是有意识地献身于俄罗斯的救世主义，包括其一切风险。在文学中，屠格涅夫代表了前一种倾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第二种倾向，这是俄罗斯思维的主流——尽管官府先是把他判处死刑，继而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
今天，苏联的不同政见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这个问题面前决心致力于个人自由，致力于自己的尊严不可侵犯，致力于法治和社会公开化，而反对个人屈从于集体意志，并把个人的基本权利看得高于国家或其统治者权利的俄罗斯人——所有这些俄国人迄今一直是少数，在政治上大多是微不足道的少数。这种情况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是否有根本性变化，在我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尽管我是多么希望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法治制度和民主的思想对俄国的政治发展只有很小的影响。彼得大帝同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明治天皇相似，曾经目标明确地企图使自己的国家向西欧的科学和技术开放。但他像明治天皇一样，没有决定性地改变本国人民的思想。他更多是想借用西方的榜样，使自己与当时的欧洲大国平起平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