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苏维埃的扩张欲可以同样地被理解为是帝国主义，正如人们在其他一些世界帝国里所做的那样，不管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英国人，还是古罗马或美国，他们的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用非和平手段掠夺别人的领土建立起来的。当西方谈论苏联帝国主义的时候，道义上的谴责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当过去的世界帝国建立时，这种道义上的谴责之意是没有的。征服异国人民并使其国家解体，这在当时却不大被理解为征服者的过错，而是更多地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当我这一代人在学校里听到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查理大帝或拿破仑的时候，老师们绝没有把传奇式的征服者说成是反对人类的罪犯这个意思；相反，他们常常被英雄化了。这也适用于白人对原先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北美的征服。谁也没有想到要追究雅典的国务活动家柏利克丽丝或哲学家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因为他们领导的国家进行了征服和实行了奴隶制。从哲学上、道义上和法律上谴责对异国及其人民的征服还是比较近期的事。日本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短命的世界帝国迷梦如果发生在150年以前——如果与此相连没有犯下过不堪设想的罪行——很可能不会受到像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条件下所受到的那样坚决的谴责。从那时以来，公然向全世界提出全球性的统治要求是不允许的，是犯罪行为。
在希特勒-斯大林公约破裂之后，俄国共产党人接受了这种思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以同样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领土征服行动。莫斯科一度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以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法受到限制的学说，来使自己的扩张主义合法化。当然，不是所有的苏联政治家和战略家都确信，他们把莫斯科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是把马克思主义颠倒了过来）是履行了列宁的使命。莫斯科的某些政治家和外交官对世界革命的考虑可能是很实用主义的，甚至也许是玩世不恭的，在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看来，世界革命优先于一切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可取的工具。很难想象，在苏联外交官中，那些有高度教养而敏感的西方艺术的爱好者会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坚定信徒。不过，他们仅仅是自己国家及其利益的忠实仆役。
1974年，我毫不怀疑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有世界共产主义的使命感，或者像波诺马廖夫那样的少数助手有正统观念。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和吉洪诺夫那样的人物，在日常工作的巨大压力下，可能没有多少时间和兴趣从事历史的或哲学的思考。但他们确信，扩展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个信念对大俄罗斯人来说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这方面，鞑靼人和蒙古人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当然起了重要作用。自从城市共和国被摧毁之后，例如伊凡三世摧毁诺夫哥罗德，俄国的专制主义统治形式表现出了各种特点和后果，包括谋杀王位继承者、农奴制度，以及向西伯利亚流放。俄罗斯的广大社会阶层从来没有享受过个人自由，相反，几乎一直存在着无权的阶层和阶级。因此，对于像葛罗米柯这样一位苦干实干的人来说，他的国家的今天这种社会形式很可能是完全正常的，尽管他可能完全了解制度上远为自由的美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