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35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同样会晤了中国其他一些领导人。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在我看来，同我在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那里所体验到的情况相比，他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更好的判断力。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经济改革过程和使经济管理机制现代化的过程，都还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大街上和城市商店里的景象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明白：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进步，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挫折，但毕竟它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方向。生产产量的上升是惊人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现在工业也应当跟上来。我觉得，处于优先地位的有三大主要任务：教育和培养大多数人具有首创精神和责任心。通过中央银行建立有效控制货币量的机制，以使价格的逐步放开不致转化成通货膨胀性的发展，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以便可以真正地实际利用从上海到乌鲁木齐之间，以及从哈尔滨或大连到广州之间巨大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这本书是1987年4月脱稿的。当时我写道：“中国的改革路线进行得越顺利，对莫斯科的挑战就越有力。”这句话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因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现在走上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北京是在1979年改变方针的，莫斯科路线的变化则是在五年之后。但是，中国时间上的领先并不是使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机遇比苏联改革成功的机遇更大的唯一根据；第二个根据在于苏联官僚主义的惰性，它比中国官僚主义走上墨守成规轨道的历史要长一倍；第三个根据是中国人具有更大的个人灵活性，特别在沿海地区和海港城市。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有有利条件，它是在一个总的生活水平明显地高得多的水准上开始的。与此相反，中国的有利条件在于，它用于军事任务的耗费所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从未像苏联直到眼前所达到的那样高。把苏联庞大的军备工业转变成生产民用的物资也是一项巨大工程，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任务。
1988年秋天，我第三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处处明显可见。我发现，人们自身也比过去快活多了。他们愉快地生活着，较之70年代中期受压抑的那种气氛，差别是很大的。我在15年内第三次会晤邓小平，看到他对自己国家取得的进步也感到十分高兴。
后人编写历史时将会确认，中国人民应当感谢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是什么。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伟大功绩现在就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我亲身体验过这种功绩。因此，我把去年为《邓小平文集》的德文版撰写前言看做是一大光荣。我对这个人怀有一种友好的倾慕之情，同样对他的人民抱有巨大的同情。但愿他得到幸福！
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9年3月于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