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小说是作者写的，但作者写的小说，来到读者眼前，外在形态只不过是白纸黑字。语言文字排列组合所形成的信息符号输入大脑，须经接受者调动他所储存的经验，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进行一次再创造，才能化为形象在意识屏幕上映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也是读者“写”的。
人的秉性、经历、教养等等素质各异，发挥想象的能力、方式和水平不同，因而读者是分类型与层次，是在变化和转换中的。鲁迅曾指出《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为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他所列举的那些例证，眼光还是发自思想观点。至于艺术的感受，则“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林黛玉”。
清末笔记载有“红迷”之友的故事：一个“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另一个则认为“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况以宝钗之奸，郁未得志”。两人“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姑且勿论观点因素，又权当做水平相等，他们享用艺术成果的消化机制与再造功能，也是大相径庭的。
凡真正的艺术品，都是经欣赏者再创造而得以最后完成的。开拓再造的空间，便是创作题中之义。小说素质与功能之一，也在满足人的创造欲。写小说是化实为虚，看小说是化虚为实，因而小说展示的世界，既有其规定性、稳定性，又有其模糊性、可塑性，这就给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相应的自由性、随意性。事实上，作者的创美活动，需要借助并能启动读者的再创造；读者的审美过程，大都是发挥其再造功能，对艺术成果进行自己的认证与加工。
而对艺术成果的领会、感悟，又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物质生产成果确切肯定，精神创造效应变化无穷。在小说里，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况且那一原未必就是常数。因而精神产品一经消费者享用，便具有了相反相成的两重性：著作权归作者独有，可塑性则为社会公有。读者被召唤进虚幻世界，同时也就被调动起参与意识，把作者的成果化为自己的心得。这也是一种焕发生命力量的劳作，一种兑现生命价值的收获。
知音读者的再创造，不仅无损作者的专利权，而且恰恰表现为对作者的尊重与维护。他会跟作者一道来建设和守卫这一方圣土，以对作品的最体贴、最珍惜为荣耀、为乐趣，决不容许有人侵犯、亵渎。有些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影视，按照名著修建的景物造型，总难令人满意，甚或招致反感，原因就在这里：非知音的再创造，跟原著所表现所蕴涵的，跟读者所想象所期望的，常存差距。有的似是而非，有的面目全非，其结果是扭曲、损害人们各自再创造的独特完美。
各种艺术都应具备其可塑性，但以造型手段为具体形象者，总会受到特定材质的局限。小说通过语言表达，便可以有再创造的无限空间。然而，这空间的有无与大小，却首先取决于作者的艺术观。因为，艺术中有一类是仅为满足人之消遣需求的，小说亦然。早期小说重在故事，故事旨在娱乐读者，多数读者之看小说，无非就是为了消遣。后来讲究“象外之旨”，却仍只是表现手段。直到近代，小说才更明确致力于拓展再造空间，成为开启与促进人之智能的契机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