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说，科学知识分子比人文知识分子人品高尚，肯定 是不对的。科学知识分子里也有卑鄙之徒，比方说，前苏联的 李森科。但我未听到谁对他的学说说过什么太难听的话，更没 有听到谁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李森科学说中某个谬误，和他 的卑鄙内心的某一块是紧密相连的。倘若李森科不值得尊敬， 李森科所从事的事业——生物学——依旧值得尊重。在科学 上，有错误的学说，没有卑鄙的学说；就是李森科这样卑鄙的 人为生物学所做的工作也不能说是卑鄙的行径。这样的道德标 准显然不能适用于现在中国的艺术论坛，不信你就看看别人是 怎样评论贾平凹先生的《废都》的。很显然，现在在中国，文 学不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我们评论它的标准， 和三姑六婆评价身边发生的琐事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贾先 生写了一部《废都》，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门，我们不但 要说衣服不好看，还要想想她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想要勾引 谁。另外哪位先生或女士写了什么好书，称赞他的话必是功在 世道人心，就如称赞哪位女士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一样的。 当然，假如我说现在中国对文艺只有这样一种标准，那就是恶 毒的诽谤。杜拉斯的《情人》问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种译本（包括台湾的译本），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国内尚未见到， 好评就不绝于耳。我们说，这些将是传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现 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的。这种标准从来不用之于中国人。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外国人可以做超越人类的事业，中国人却不能。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
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 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 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 能客观地评价；对本国人则当做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 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 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当年孟 子如此来评价杨朱和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现在我 们则如此地评价《废都》和一些在国外获奖的电影。这些作品 好不好可以另论，总不能说人家的工作是“禽兽行”，或者是 “崇洋媚外”。身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别人“推 己及人”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我要说的不 是自己不喜欢做中国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我要说的是， 这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很是不利。
我认为，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所用的标准和科学 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只论其 对不对（科学）、美不美（艺术）。此种标准我称为智慧的标 准。假设有一种人类之外的智能生物，我们当然期望它们除了 理解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外，还能理解人类在艺术上的成 就，故此，智慧就超越了人类。有些人会以为人类之外的东西 能欣赏人类的艺术是不可能的，那么我敢和你打赌，此种生物 在读到尤瑟纳尔女士的书时，读到某一句必会击节赞赏，对人 类拥有的胸襟给予肯定；至于它能不能欣赏《红楼梦》，我倒 不敢赌。但我敢断言，这种标准是存在的。从这种标准来看， 人类侥幸拥有了智慧，就该善用它，成就种种事业，其中就包 括了文学艺术在内。用这样的标准来度量，小说家力图写出一本前所未有的书，正如科学家力图做出发现，是值得赞美的事。当然，还有别的标准，那就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人，家住 某某胡同某某号，周围有三姑六婆，应该循规蹈矩地过一生， 倘有余力，就该发大财，当大官，让别人说你好。这后一种标 准是个人幸福之所系，自然不可忘记，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 子，前一种标准也该记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