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慧珠
十六年前，我父亲以衰暮之年，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了全部大保国“叹皇陵二进宫”之后，就一病不起了！那年他才五十三岁。
我们家是蒙族人，世代当着满清的武官，所以我祖父就把父亲送到陆军贵胄学堂去念书。原想要他走读书做官的路，可是父亲从小喜爱西皮、二簧，以至连陆军学堂的那套戎装打扮都穿不整齐，因此同学们都叫他邋遢兵，他也毫不在意。学堂毕业后，父亲在蒙藏院得了一个小差使，最初月薪才八块钱，要养活祖母、母亲、姐姐、大哥和我一家子，可是他还要挤出钱来听戏。只要谭鑫培老板上台，不管刮风下雪，他总脚踏钉鞋，手拿一把油布大伞，上戏院子买张最便宜的票子，靠着大墙坐下，去过他的戏瘾。我父亲始终不曾接受到谭老先生的亲炙，他只是潜心观摩谭老板的演出，这期间整整有十多个年头。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懂得什么，后来等我年纪大了些，也懂得一点戏了，听父亲告诉我他年轻时看谭剧的心得，才知道父亲看戏的深入程度，不是一般的看戏。
我父亲除了看戏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认识了谭老板的左右手——唱花脸的钱金福和唱小丑的王长林两位前辈。从他们嘴里，抄录了谭氏的剧本和学得谭氏的身段；后来，他又向熟谙谭派唱腔的著名琴师陈彦衡讨教，尽得谭氏的发音方法和如何运腔的妙处；同时，我父亲又和谭氏合作最久的杨小楼和王瑶卿结交，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片言只字来增加自己对谭派戏的理解；总之，凡是对他学谭派有利的事情，他总不辞辛苦，全力以赴。这样，“谭派名票言菊朋”的声誉，也就在北京京剧界渐渐传开了。
一九二三年，梅兰芳先生第五次到上海演出，因为王凤卿有病不能南下，北京有位名士就介绍我父亲和陈彦衡去协助梅先生演出。双方言明，我父亲的月薪是三千块钱，比他原来的月俸不知要大多少倍，我父亲为此还大费踌躇。因为那时候一个所谓官家子弟下海唱戏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况且当时正传闻我父亲要升科长，他怎么肯丢弃这个机会呢？后来，幸亏那位名士和我父亲的上司相熟，说可以设法为他请假两月，唱戏回来保他官复原职，于是，我父亲也就欣然就道了。
我父亲在上海初次演出的两个月当中，除了跟梅兰芳合演“探母”、“汾河湾”等戏外，也演出了谭派应工的“卖马”、“骂曹”、“战太平”、“定军山”等戏，他老人家的唱和陈彦衡的琴，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正当我父亲演得高兴的时候，衙门里忽然给他撤了差了。原来旧上司调了差使，那位新上司就以“请假唱戏，不成体统”八个字，把我父亲裁掉。于是我父亲就不得不“下海”正式唱戏了，这是他一生精力最为饱满，信心最强，也是最用功的时期，他一心想继承谭鑫培，做一个好演员。
我父亲享名之后，更加勤奋了。那时在我北京的老家里，傍晚，我放学回家，往往人未进门，就已听见天井里一阵匀称而快速的棒打声，原来父亲和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在练把子工。有时，厢房里传来了一声声清润动听的白口：“啊，妈妈，儿子把你认下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啊！”于是另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答道：“啊，姥姥，儿子把我认下了，我哪里会忘了你吆！”原来父亲正和王长林的儿子王福山在对“天雷报”的词儿。到了晚上，灯下，我们兄妹二人在温功课，父亲就在天井里调嗓练功。逢风雨如晦的日子，他就站在檐下，我只要一听见父亲高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的时候，就禁不住为他凄凉苍劲的歌声所吸引而不觉神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