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攀元
我刚上初中，就遇上一位老先生教我们美术，后来知道他与民国同岁，当时也只不过四十几岁罢了，但齿危发秃，一副老态。他名叫王攀元，是苏北人，说起话来，全是徐州乡下难懂的口音，再加上他牙齿快要掉光了，齿舌音相混，说话还会漏气，当然更没有人能懂了。因为学校小，只有他这一位美术老师，他从初一起一直教我到高三，算是与我渊源独深的老师了。
他极不善于说话，再加上说的话也没什么人能懂，所以就与他相处半日，也常常听不到他讲一句话。他第一次来上课，晃晃悠悠的走进教室，嘴里喊着「堪碧花」，然后用粉笔在黑板歪歪斜斜的写上「铅笔画」三个大字，我们就知道他家乡话是把铅笔画念成「堪碧花」的，从此就任学生用铅笔在白纸上自由涂鸦，不太管学生了。我记得从初中到高中，美术课好像没几堂不是画铅笔画的，当时穷，没几个人买得起水彩，画油画买油彩更是天方夜谭了。他上课，教室当然乱哄哄的，有时得劳神巡堂的老师或教官来维持秩序。
学校课程有主科与副科之分，国、英、数是主科，史、地、公民则为副科，像美术、音乐、工艺、家事等课又是副科中的副科，学校从上到下，是没一个人瞧得起这些课程的。当然教这些副科的教师也倍受歧视，他们的办公室在总务处的隔壁，狭小阴暗，是学校最不起眼的角落，几个人合用一张大桌，桌子空荡荡的没放什么东西，好在他们也很少用到。教师有出勤的规定，但这些教师永远是化外之民，从没人会去查他们的出勤记录，他们很少在办公室，多数是有课就上，下了课就走人。
但王攀元除外，他上课之前与下课之后全待在办公室里，你可以随时在定点找到他。他家住宜兰，每天坐早班的火车来学校，早上没课，他就在办公室的藤椅上看书读报，很少与人打招呼。他的午餐简单至极，只是几根油炸的麻花，通常就着白开水吃。麻花是硬又脆的东西，他的牙齿几乎都快掉光了，吃起来十分费力，他必须把麻花掰开成小段，小心放在仅剩的几棵牙齿之间，先咬后磨再细嚼，两只麻花吃下来得花上很长的时间。我与他相处很久，午餐几乎没看过他吃麻花以外的食物，我不明白他为何非得吃那种东西不可，不能换吃别种食物吗，或者偶尔换换？后来我读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写的小说《录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时，心里陡然一惊，原来食物在小说中充满象征，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巴托比是纽约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书记，故事里的他也只吃一种食物，就是姜饼。巴托比孤僻偏执，完全无法与人相处，最后死在疯人院中。王攀元在食物上与他何其相似啊，希望我的老师不要有那么悲惨的命运才好。
我与两个同学平常对绘画有兴趣，也会画几笔，常被训导处找去为学校做墙报，安排指导我们的老师当然只有王攀元了。我们已上高中了，已经懂得窍门，偶尔会「投机」耍些手段，我们向训导处申请购买比较好的水彩，只要有单据，没有不准的，用剩的，就被我们几个人瓜分。水彩罐子打开即使没用完，很快就干了，我们不用，干了就跟报废了一样，因此读高中后，我们几个就有用不完的水彩，连带使我们言行举止，也都因这点小小的富裕而自命不凡起来。有时我们会把剩下的水彩交给王老师，要他拿回家用，但他老实，认为那是公物不能拿，但他说如当场使用就没有问题，我们就鼓励他在我们做墙报的时候作画，他就不客气的在旁边一张一张的画了起来，他把画坏的当场撕了，几张画得不错的都送给我们。
他虽不太会说话，但画画得真好，他有国画的底子，常把画国画水墨的笔法放在水彩画上。罗东当年有位有名的水彩画家叫蓝荫鼎，曾被美国人邀请出国写生，举行画展也造成轰动，被誉为水彩大师，当时美国新闻处还特别出过他的画集，他的画不要说在台湾，就是在世界也是很有些名气的。我看他的画，技巧确实很好，他的水彩光鲜亮丽，又有层次感，王攀元的就不是如此。王的画布局简约，色彩结成团状又比较幽暗，他最喜欢画的是几行衰柳，下面一条小船，或是在一片不分远近的原野上立着一栋茅屋，他不是用透视的方式看风景，所以远近对他而言不重要，说抽象也不尽是，他描述的是他心里对外界事务的关照，不是逻辑的，当然更不是客观的。拿来与蓝荫鼎的画相比，蓝的画尽管灿烂又精准，但总觉欠缺蕴藉，不够空灵，这是国画写意派的境界，学西画出身的人是很难体悟这里面的意义的。
高中毕业后我看资料，才知道王攀元是上海艺专毕业的，奇怪是他以前似乎从未提起过。上海艺专在三、四零年代，曾引领国内艺术风气，几个主要的教师，如刘海粟、徐悲鸿、潘天寿、王济远等人，都是主张艺无东西技兼中外的，难怪王攀元的西画充满了中国人的艺术思维。但他命运困蹇，没地方让他一展所长，他很少作画，即使画出来也没人看，他只得像埋身在华尔街的书记巴托比一样，把自己严密的封闭在世界阴暗的角落。
然而世事的变化完全出乎人的预料，王攀元到了七十岁左右，突然在岛上大红大紫起来，当然他的画确实有特殊的价值，在「画坛」上应该有他合理的位置才对，他被「埋没」了太久，社会理当还他一个公道。不仅如此，他越老越受人看重，直到今天已经接近一百岁了，据说还在创作不休，真是老而弥坚呀。我听说他一幅小幅的水彩，现在市值三十万至五十万，而油画更贵。
自从他的「市值」提高后，我们要去见他就困难了，事先必须通过好几层「关卡」，再加上他重听得厉害，说话即使用喊的，也不见得听得进去，想想又何必呢？知道他被照顾得很好，就不再去见他了。不过这种「暴起」之势，他自己起初也很不适应，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镁光灯与金钱是最容易扭曲人的性格的，但人一掉入那个陷阱，就很少能挣脱得出来，否则怎么叫它「名缰利锁」呢。二十多年前，那是他正「红」起来的时刻，有次他在台北仁爱路的名人画廊举办画展，晚间参观的人走光了，我陪他走回他暂住的地方，在路上他一边抓着我的手一边跟我说：怎么像梦一样啊！
世事确实像梦一样。回想我中学的几个老师，那个疯狂的法云和尚早已过世，除了那个表演被杀吓出一身冷汗的小孩，现在应该已没几个人会记得他了。教我们背书的张鸿慈老师也过去了，记得他的学生应该比较多，因为他做过长时间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较深，但记得详细的也一定不会太多，有一次我问古朝郎还记不记得张老师教我们背「有弗学」的事，他说背书还记得，但背的是什么已无任何印象。可见人的记忆各凭好恶而有所选择，想记的会记下，不想记的很快就忘了，心理学家说常人的记忆是既不公允也不正确的，记忆如不正确，记得与否，当然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我书房的一面墙上挂着王攀元老师早年送我的一幅水彩，上面画的是一轮红日，我常在这幅画前凝神沉思。它有强烈的暗示作用，又有丰富的启迪意味，但它也同样让我困惑，我甚至不能断定画中的太阳是旭日或是落日。同样的，我们所面对的纷纷世事，有的再清楚不过，有的虽清楚却无法不启人疑窦，像是成功与失败，掌握与失去，荣誉与羞辱，哪个更接近人生的真实？这样的问题，我总也找不太出答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