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毕竟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不肯撒谎的父亲“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先是剧本被禁演，继而则是劈头盖脸的批评与指责——“作者是悲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只有黑暗。”“暴露太多，使人丧气，尤其是给前线将士看了，会动摇他们抗战的心理。”……
父亲急了：
“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他诚恳地告诫人们。
“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着光明！”——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胸襟。
这个剧本究竟是“左”了，还是“右”了呢？直到一年之后，冯雪峰才终于在他的《论典型的创造》一书中为父亲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认为应该列入到作为我们文艺发展的标帜的好作品的行列里去，……作者是有胆量的作者，已经着眼到社会的矛盾。”
这“胆量”二字，无疑是对父亲的称赞，但它也道出了父亲的作品之所以屡遭指责的真正原因。——从此之后，父亲开始了被董健所形容的“夹缝”中的写作……
解放了，父亲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也可以放开喉咙大笑一场了。然而他却被告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只能以委婉的批评，不能以辛辣的讽刺。果然，王少燕的《主任外传》被批判了，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成了“毒草”……父亲终于“失业”了，“失业”的他被憋闷得实在不行。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了。每逢春节来临，文联大楼的礼堂里都要举办联欢晚会。幽默而又风趣的父亲则每每要被众人推上台去，不讲个笑话是不给下来的。于是他来精神了：“有位医生是个酒鬼，成天喝得醉醺醺的；不承想那天来了个病人，也喝得个醉眼矇眬。于是医生问了：‘究竟是哪位要看病啊？’在他的眼前有好几个人影。那位病人也问了：‘到底是哪位来给我看病啊？’他的眼前同样是人影幢幢……”父亲是边讲边带表演，台下的观众笑得直喊肚子疼。
父亲也笑了，笑得很痛快，但是那时的我又怎会明白他内心深处的苦衷——没有喜剧可写的他，只能即兴编出个不疼不痒的段子，让久违了的大笑彻底地释放一下。
表演结束之后，便是喝茶聊天，又或是叫做“自由组合”。在父亲的这张桌子旁，“聊友”们几乎是固定不变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漫画大师华君武……他说话了：“我们三家——相声、漫画和讽刺喜剧，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一兴俱兴，一废俱废。”大家听了直拍巴掌。他又说了：“讲句大话吧：我们三家的盛衰，也标志着国家和社会的盛衰哩！——凡是具有生气的国家，它才能自信，才能不怕讽刺！”大家听了一边点头一边叹气。
对于自己的“沉默”，父亲也曾深深地责备过自己：“十七年里，我只同帝国主义开了开玩笑，写了几个所谓的讽刺喜剧，对于人民内部的讽刺对象却始终没有下过笔。这自然是胆怯，深怕遭受灭顶之灾。”
但是不让在纸上写，还能不让在心中想吗？——哪怕是偷偷摸摸也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