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列宁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
1905年7月，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与黄兴等早在东京的革命党人会合。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晤黄兴。他们两个的联手是主角和配角的珠联，是革命理论家与革命实干家的璧合。
孙中山与黄兴等商议，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自立门户、各不相关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新的更有力量的革命团体。8月20日，他们在东京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引述了这一天宋教仁的日记：“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邸。午1时，余到会。时到会者约百人……”（见该书第350页，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会上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庶务，总理不在时，他代行一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被确认为同盟会纲领；最终要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同盟会在各省成立分会，东京光复会会员推举蔡元培为上海同盟会分会会长。不久，黄兴回到上海发展组织，在10月27日主盟，吸收蔡元培为同盟会会员，并携来孙中山的委任书，正式任命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分会会长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会员。蔡元培工作细致负责，通过个别谈话的方式来发展，黄炎培就是蔡元培介绍入会的。黄炎培后来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来评价蔡元培，说：“盖有所不为者，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见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一文，《蔡元培纪念集》第94页）
蔡元培毕竟是书生文人，他投向反清民主革命，要救国救民，但多少有些“秀才造反”的特点。在这一革命时期，他曾深感“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见张晓唯著《蔡元培评传》第4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他决心出国游学，根本原因在于他深感“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的改造，不输一点新鲜血液是不可能新生了”，而在他看来，“灵丹妙药是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见胡国枢著《蔡元培评传》第82页）。大世界才有大视野。他要像孙中山那样，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以此进一步探寻救国道路，用新的观念与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蔡元培于1906年5月赴德国留学，半工半读，成了“海外赤子”。
当时大多数学生是“留学东洋”——去日本留学近而方便，所以留日成风。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第2版）下卷中，有一章专述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其中讲道：“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估计数已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6000—20000人。”这两年保守的数字也达每年8000人（见该书第344页）。蔡元培没有跟风，而是去了德国，这是非常睿智的选择。
在德国第一年，蔡元培先在柏林学习德语、编译书籍，还兼任家庭教师，为留居柏林的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四个侄子教授中文，由此解决生活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