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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拐点，来得有些突然。1911年10月13日，正在德国游学的蔡元培先生，看到报上的消息眼睛一亮：武昌起义成功！这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阅报，知革命军已克武昌、汉阳。”那不是互联网时代，国际信息交流最快捷的是拍发电报，然后通过纸媒刊发消息。10月10日夜间发生的武昌首义，加上时差，万里之外的德国能在13日就见到报上的消息，速度够快，也可见新闻之重要。14日，蔡元培又在日记中写道：“阅报，知革命军已克汉口，长沙革命军亦起，广东闻亦起义。”（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43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这一年，蔡元培已经45岁，正在莱比锡留学。他在《自写年谱》中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辛亥九月间，野氏在维坎斯多弗之一新式中学任教员，邀我往游”。野氏是蔡元培的德国朋友野该尔，他也关心中国时事，问蔡元培：“中国革命军有成功希望否？”蔡元培回答：“可成，因运动已很久了。”（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第459页）可见放眼世界的蔡元培虽然多年身在海外，但一直胸怀祖国，对国家大事及发展大势一清二楚。
18日，蔡元培结束在维坎斯多弗的旅行，回到莱比锡。他收到了吴稚晖的来信，当天就回复了一封长信。信中重点分析了袁世凯的复出，蔡元培可真是目光如炬，洞若观火。他看到报载“袁世凯肯任湖广总督”之讯，本来很乐观的心情，一下子就有了“顿挫”感。他分析说：“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而即借此自帝。”（见《蔡元培全集》第十卷第102页）他判断袁世凯将恢复帝制、自己会当皇帝，几年后这预言果然变成了现实。
第二天，即10月19日，蔡元培就赶赴柏林，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或言革命军已克南京、九江”。在柏林与留德同学日日聚谈，大家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同学们“竞购晨、午、晚各报，探取中国革命消息”，甚至大家集资向国内拍发电报，敦促某某省当局响应起义。留学生们拍发电报时，有人提醒说，如果用汉文或英文，有可能被上海电报局扣下，于是改用德文，不料德国电报局以“语涉妨害治安”为由拒发电报。睿智的蔡元培将其写成骈体文，才顺利发出。
后来蔡元培写下《辛亥那一年》的回忆文章（见《蔡元培全集》第八卷第366页），刊发在1936年10月10日绍兴《越风》第20期“辛亥革命纪念特号”上，其中提到在柏林的一个细节：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着笑容说：袁世凯出来了，革命军势力孤单了！很得意的样子。一位姓刘的学生，怒骂一声：“放屁！”一个耳光甩了过去。那个秘书悻悻地走了。
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写道：“革命军已大胜满军。”到11月5日，他“决计回国一次”。11月13日，蔡元培由柏林出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归国，那时可没有国际航班，半个月后才抵达上海。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革命党人辈出。章太炎、蔡元培等等是拿笔的革命者，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等则是不仅拿笔而且拿枪的革命者。在《辛亥那一年》中，蔡元培用如椽大笔，高度赞扬了烈士同乡，说到“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缅怀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对武昌起义更是欢欣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