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弃了我，他们也从此“发现”了我，不断发生一连串事情。办公桌抽屉上的锁被人撬掉了，我不声张，也不修理，留下破坏的痕迹任人参观。几天以后，事务组忍不住了，自动派工匠来换锁，我把新锁和钥匙都放在抽屉里不再使用。中国文艺协会发给我的证件不见了，可想而知，小细胞发现这张盖了大印的文件，以为是什么罪证，拿去给他的小头目表功。我知道他们不会把原件归还原处，他希望失主自己思量“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倘若失而复得，失主就会恍然大悟。员工信件由专人统收分发，我的信总是比别人晚一两天，封口的浆糊未干，那当然是先拿到什么地方拆开看了。
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这些人懂什么！有能力复述我的言论吗！简直是对我的侮辱。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见了上司表面很恭顺，实际上肆无忌惮。
那时还没设“安全室”，安全人员隐藏在人事室里，重要骨干是那个英俊高大的人。人事室在仁爱路三段办公，他每天照例到新公园节目部“看看”，如果我会客的时候恰巧他来了，他必到会客室观察我的客人，目光炯炯，吓得客人慌忙告辞。那位长驻节目部的老者尤其尽责，不管哪位同事会客，他都在室外逡巡，低着头，背着手，心无二用，即使大热天他也穿球鞋，脚步轻快无声。
星期天如果我逛书店或者看电影，总是遇见人事室的一个胖子，他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眼睛从不看我。几次巧合以后，我决定做一个测验，我到公共汽车站候车，他也跟着排队，车来了、又去了，我不上车，他也不能上车，最后剩下我们俩，他十分窘迫，满面通红，狼狈而去，始终不和我交谈。
我觉得耶稣布道那几年，一定常和特务打交道。福音书记载，有人跑来问他是否应该纳税，那人一定是特务。耶稣告诉门徒：“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况。他警告门徒：“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翻译成明码，就是特务的小报告和公审的指控。最明显的是，耶稣发现有人跟踪他，他就回头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见他”，他就脱离了监视，看似“神迹”，其实“盯梢”一旦曝光就失败了，盯梢的人最怕“对象”突然回头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务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务并非“看不见他”，而是装做没看见他。这是我的独得之秘，解经家没有想到。
一九五六年，剧作家赵之诚来做编审组长。这年冬天，他约我一同去某处参加会议，讨论如何用广播剧宣传反共。那时节目部主任邱楠致力发展广播剧，赵之诚和我都是助手，有人重视这个新剧种，我乐见乐闻。会议的召集者是党部吗，不是，是新闻局吗，不是，还有谁管这档子事呢，他没说，奇怪。入座以后，与会者只有我和刘非烈，“中广”的台柱编剧刘枋、朱白水，当家导播崔小萍，还有经常供给剧本的丁衣、张永祥，并无一人在列，奇怪。大家坐定以后，里面走出来一个胖子，皮肤粗糙黧黑，脸上凸起一颗很大的痣，痣中心长出一根又粗又长又亮的毛，最大的特征是眼大有神，精光直射，使我想起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他不是文化人嘛，奇怪。他说话很少，会议时间也很短，自始至终由他身旁的人穿针引线，但未曾介绍主持人的身份。赵之诚陪着东拉西扯，也从未称呼主持人的衔名，顶奇怪的是并无一人一语涉及广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