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知道，那主持人竟是情报界声名显赫的纪元朴，谈剧本不需要他那样高层次的情治官员出马，那天只是他要观察我，陪我同去的都在演戏。他脸上那根长毛很出名，那双眼睛更出名，他生有异禀，他的目光“令人搜索自己有什么可以招供的没有”。幸亏赵之诚事先把我蒙在鼓里，我完全没有心理防线，他看到了我的无猜和幼稚，对我非常有利。
以前种种后来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人生如戏，莎士比亚的台词有一句：“台上演戏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后什么都会说出来。”人有泄漏机密的天性，人到中年，会说出自己幼年的“龌龊”，人到老年，会说出自己中年的“龌龊”；因缘无常，效忠的手下随时可能脱离掌握，抖出内幕，死党很难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杀他灭口。龌龊的脑子、龌龊的手，都有一天会曝光。岁月无情，江山易改，最后“万岁”已成木乃伊，江山风化为散沙，这些曾经是特务的朋友、或曾经是朋友的特务，一个一个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国了，他出于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恶感，让我知道当年他手中怎样握住我的命运而没有伤害我。
其实他仍然伤害了我。那些年，同船渡海的族人渐渐不进“中广”的大门，他们觉得气氛不对。一向亲近的几个同事渐渐疏远，因为有人要求他们侦察我的言行，久不通问的朋友忽然从台中来看我，而且每月一次，因为来了才可以交差。我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地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我不保存来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里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带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我的左胸时常疼痛，多次向胸腔专科名医星兆铎求诊，他只是说：“你的情形我了解”，不肯进一步检查。后来知道全是压力造成，那时没人谈减压或心理辅导。
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形容骑摩托车很危险：“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伤、小受伤、大小受伤。”我的处境和职业正是如此。每月惟一有意义的事情，好像领到薪水袋，到邮局给弟弟妹妹寄零用钱，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交代一句“我这样做了”。有时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虽然老早就知道这两句话，以前仅仅是认识那几个字罢了。
四年内战期间我味觉迟钝，到台湾后只有加重，这才了解什么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蜡”。大米饭囫囵吞咽，常常怀疑我到底吃过饭没有。口干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有时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没有糖没有奶精，“我苦故我在”。有时我到中华路喝两杯高粱酒，或者吃一条豆瓣鱼，“我辣故我在”。
尽管如此，日子照样像流水般过去，我想起抗战时期空军飞行员的太太们有一种特殊的人生观，她们的丈夫常在空战中殉职，她们因恐惧而不知恐惧，因耽忧而不觉耽忧。慢慢的，我也好像如此了。
那些年，我常常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看我究竟哪只眼睛哪只耳朵像特务，看我哪块肉哪根骨头可以做特务，为什么特务忽而吸收我忽而调查我。我对间谍小说、间谍电影、间谍传记发生很大的兴趣，常言道：“读了三国会做官，读了红楼会吃穿”，读间谍小说看间谍电影，我渐渐明白怎样捉间谍，怎样做间谍，怎样做了间谍又让他捉不着。渐渐的我觉得我的谈吐像个间谍，渐渐的我自以为倘若我做间谍他们一定抓不着，如此这般我给自己制造一点乐趣，减少胸中的二氧化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