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江湖人称“汪老师”，湖南沅陵人。沅陵号称“湘西门户”，山险滩急，沟壑纵横，是湘西土匪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昔日几乎是乡乡有匪，村村有枪。所以汪建常常自诩湘西土匪，性格直率火暴。
汪建生于1954年，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知识分子。1967年，家庭遭受政治冲击，14岁的汪建被迫下乡。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少爷，数年之内练得农活纯熟，表现出色，当上生产队长，也锻炼出牛一样健壮的身板，天性好强，时不常要跟人比画比画。1975年，他参加湖南省农运会怀化地区选拔赛，获得十项全能冠军。据他自己吹嘘，30岁时跑百米还能跑进12秒，1 500米能跑进4分以内。
1976年，汪建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湘雅医学院就读。当时，个人没有任何决定和选择的空间，学校、专业，就连填表格，都是由上面一手包办。不过在汪建看来，有个机会读书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刚从农田里、车间里摸爬滚打出来，浑身骨头痒痒，只愁有劲没处使。
湘雅1914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是中国按照现代医学教育规范开始进行本科教育的第一所医学院，一度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誉。湘雅人才辈出，有中国免疫学、微生物学开拓者汤飞凡、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国际首次成功用鸡胚培养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的谢少文、病毒疫苗培养法创始人李振翩、中国神经病学奠基人黄友岐、中国心电图学创始人王肇勋、中国最早从事放射学与肿瘤学的工作者谢志光……。
青年汪建和他的同学们意气风发，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世界委屈了自己。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新录取的大学生和工农兵学员发生冲突，汪建狂言：“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湘雅录取线只要55分，如果我们有机会高考，才不考湘雅！”
汪建的同学颜光美——和他一样是当年的“三好标兵”，坐在篮球架上用15分钟答完了高考的数学卷子，扭头对汪建说：“我们要参加高考，起码在80、90分以上，来湘雅算委屈我们了，退学吧！”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给小平同志和校方各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学校找他们谈话：不管工农兵学员，还是高考录取的大学生，都是党的孩子，不要这么对立！
毕业后，颜光美主动放弃分配长沙的机会，自愿到湘西工作。“在艰难的环境里，人才能够奋发向上！”后来他进入中山医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又获国际福格地奖学金，出国留学。1996年，颜光美放弃美国的优裕生活，发起12名博士一同回国，马上被聘为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后来又任中大副校长，以锐意改革名噪一时。
而汪建毕业后选择了留校实习。湘雅医院妇产科相中他，要拉他过去。汪建觉得一个大男人当妇产科医生，放不下面子，几次三番推脱，最终还是去了。工作三个多月，亲手接生40多个小娃娃，再不乐意干了，调到电镜室工作了三年。这三年中，他对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感兴趣，觉得这是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前，因为参与校庆资料的整理工作，汪建曾经采访过湘雅第一届的老学长张孝骞。张老先生从解放后开始关注中西医结合，采访中大谈其心得。要知道，老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协和的副校长、卫生部部长的老师、中国的西医泰斗，在内科界是一统江湖，绝对权威。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医学上也有类似的“内科无第一，外科无第二”，但张老先生在内科界硬是达到了神医的地位，无人不服。他的一番话对汪建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三年期满，汪建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中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他后来吹牛：“我是学贯中西医。”
这边的导师当时正参与一个项目，科研机会比较多。做组织切片的时候，小小的钻石刀攥在手里，一把7 000～8 000美元——这样的钻石刀实验室里有两把，在80年代初可谓价值连城。再有，一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十几万美元——这些条件都能极大满足汪建的虚荣心和求知欲，这也是吸引他考到这位导师门下的原因之一。
导师参与的是什么项目呢？“国务院第九办公室一号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保存领导人的遗体。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遗体移入纪念堂，采用气液相结合的保存方法：遗体的衣服里包着福尔马林液体，面部和双手处于惰性气体环境中，保存效果很好。汪建所在的项目组要研究的是脂肪的保存：从中药的香精香料里提取出抗氧化的物质，在和毛主席差不多年龄、身高、体重的人体上作模拟实验，效果不错。
按各国习俗，人死后可土葬、火葬、水葬、天葬。而保存遗体的做法，仅见于古代埃及的木乃伊，以及中国楼兰女尸、马王堆汉墓女尸和一些大德高僧“真身不化”等个案，东正教也有圣徒死后制成干尸的例子。直到现代，才有了政治领袖逝世后，将其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放入水晶棺供人瞻仰的做法。现代医学用福尔马林液、零下270摄氏度的液态氮等手段，可做到尸体长期不腐烂，但这并不适用于供人瞻仰的情况。所以，各国政治领袖遗体保存难度甚高，其技术至今都是机密。
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认为，把列宁遗体像东正教圣徒死后一样制成干尸，是对其本人的侮辱。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声明：“我对你们有一个恳求，不要把对他的哀悼变成对他个人形式上的尊敬，不要修建他的纪念碑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但在斯大林坚持下，政治局最后决定保存列宁遗体，这开了世界上长期保存人的遗体供瞻仰的先河。
1956年，毛泽东带头在政治局关于遗体火化的决议上签字。他曾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和水晶棺，应该非其本意。
据资料，有11位政治领袖的遗体曾进行防腐处理，并放入或计划放入水晶棺中。其中列宁、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和乔巴山至今仍在水晶棺中，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已移出安葬，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于技术处理滞后，未能实现供人瞻仰的计划。
在西欧各王国首都旅游，常常看到皇家教堂里的一个个角落，就是君主或皇族的长眠之地。比较奢侈的，在石棺四周雕有其逝世时的造像；比较俭朴的，坟墓化入教堂建筑中，仅留墓碑镶嵌于地面，任凭市民和游客走过。君主如此，共和政体下的政要则连皇家教堂的特权都没有了。美国国父华盛顿死后，葬于弗吉尼亚的故居弗农山庄，在波托马克河畔的森林草地间，与他的妻子相对长眠。
对于一位政治领袖、国家元首来说，如此身后事，显然更符合“长眠”的真意。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却设计出种种繁复的哀悼和厚葬，甚至动用大量社会资源保存遗体供人瞻仰，又是出于什么信念驱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不久，邓小平等领导人都要求自己百年之后遗体火化。这是由于对死亡的态度更加平和达观呢，还是由于对生命的认识更加深刻从容？无论如何，汪建参与的“一号任务”到此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因为在研究脂肪保存时，涉及脂肪酸、脂肪在血管内作用等内容，汪建就转向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和治疗。1986年，他主持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脂质过氧化，血小板和血管壁细胞生物学行为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消退”获卫生部二等奖。
年轻的汪建，雄心勃勃，要在医学科学领域干出一番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