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谭老板演戏，已经是在民国以后的事。前面所说段宅堂会的《汾河湾》，这还不是我们最初的合作。我第一次陪他在戏馆里唱的是《桑园寄子》，好像是陈喜星扮的娃娃生。民国六年以前我们俩没有搭过一个戏班。我陪他演出，多半是在义劳戏、堂会戏里，晚上出台，每次也就只唱一两天。不过这种借用义务为名的戏，倒也是不断举行的。有一次陪他在天乐园唱《探母》，真把我急坏了。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快四十年了。当时前后台的情形，我倒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我们合演《探母》的戏报已经贴出去了，他那天早晨起床，觉得身体不爽快。饭后试试嗓音，也不大得劲，就想要回戏。派人到戏馆接洽，这个人回来答复他，园子满座，不能回戏。他叹了一口气说：‘真要我的老命！’
（按）陈彦衡先生说过，谭鑫培到了晚年，有许多人跟着他，等着他一出台就可以拿钱花用。他不得不唱，是含有种种复杂因素的。从上边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想象到这一位老艺人的晚境，是无限苍凉的。
“那天晚上到了馆子，我看他精神不大好，问他可要对戏（演员们在出台以前，深怕彼此所学不同，往往先把台词对念，身段对做一遍，内行称为对戏）。他说这是大路戏，用不着对。我还再三托付他，请他在台上兜着我点儿。他说：‘孩子，没错儿。都有我哪。’他上场以后，把大段西皮慢板唱完，台下的反映就没有往常那么好。等我这公主誓也盟了，轮到他唱‘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这句倒板的时候，坏了！他的嗓子突然发生了变化，哑到一字不出。我坐在他的对面，替他干着急，也没法帮助。对口快板一段，更是吃力。只看他嘴动，听不清唱的词儿。这一场‘坐宫’就算草草了事。唱到出关被擒，他抖擞老精神，翻了一个‘吊毛’，又干净，又利落，真是好看，才得着一个满堂彩声。见完了六郎以后，就此半途终场了。
“谭老板的人缘，素来是好的。那天台下的观众，大半都对他抱着一种惋惜和谅解的心理，没有很显著地表示他们的反感。可也免不了有的交头接耳在那里议论。他是向来有压堂的能力（演员一出台，台下立刻入于肃静无哗的境地，内行称为‘压堂’）。在他一生演出的过程当中，那天这种现象，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呢。
“我在后台看他进来，心里非常难过，可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这位老人家，只好在神色间向他表示同情。他也看出我替他难过，卸完了妆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不要紧。等我养息几天，咱们再来这出戏。’从他说话时那种坚定的口气，就知道他已经下了挽回这次失败的决心。他觉得嗓音偶然的失润，虽然不算是唱戏的错误，但他是一向对观众负责的，不愿意在他快要终止他的舞台生活以前，再给观众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