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以前，在北京住家的经过，让我在这里来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叙述。我是生在李铁拐斜街的老屋里的。我的父系也就是在我四岁那年，病死在这所屋子里。到了七岁左右，我家搬到百顺胡同。我的开蒙学戏和最初搭喜连成班演唱时期，就都住在这所房子里，这是我在前面也曾分段提到过的。从百顺胡同第一次先搬到芦草园，这大概在我住过的房子里面算是最窄小简陋的一所了，当时也是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最窘迫的时代。我虽说已经搭班，这种借台练习的性质，待遇比科班的学生好来有限。每天只能拿一点点心钱，在我已经是满足的了。我记得第一次出台，拿到这很微薄的点心钱，回家来双手捧给我的母亲。我们母子俩都兴奋极了。我母亲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儿子已经能够赚钱了。我那时才是十四岁的孩子，觉得不管赚得多少，我总能够带钱回来给她使用。在一个小孩子的心理上，是够多么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可怜的是转过年来的七月十八日，她就撇下了我这个孤儿，病死在这所简陋的房子里了。
“第二年我又搬到鞭子头条，也是一所极小的四合房。家里的开销不大，我伯父的收入也不宽裕。他的艺术，虽然享名很早，可是他的胡琴伴奏的报酬，是直等谭老板晚年，才跟着提高了许多的。
“我在十七岁上倒了仓，只好脱离喜连成班，停止演唱。幸亏我倒的时间不长，不满一年，就重新搭上了大班。大班的规矩和小班不同，不论大小角儿，都有戏份。我先是在头里唱，地位不高，但是也有了固定的收入。我就在那个时期，等穿满了我母亲的孝服以后，跟我的前室王明华结了婚。
“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当家人。她刚嫁过来，我家的景况，还不见好转。就拿一桩很小的事来说。我记得穿着过冬的一件蓝缎子的老羊皮袍，皮板子破得是真可以的。这一冬天她总要给我缝上好几回。有时连我祖母也帮着替我来补。固然我们家里，从我祖父起一向勤俭持家，可是一件御寒用的皮袍，要这样的东补西补，补之不已，那也足够说明了我那时的经济力量，实在薄弱极了。等她生了永儿，我家又从鞭子巷头条搬到三条以后，有一天我伯父叫我过去，跟我这样讲：
“‘我看你渐渐能够自立。侄媳妇操持家政，也很能干。我打算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你们负责管理。’说过这话，不到半天，他就关照我伯母把银钱来往、日常用度的账目，交出来归我来管。在我的肩上，从此就加上了这一副千斤担子。一直挑到今天，还是放不下来呢。
“每一个男演员到了相当年龄，一定要经过倒仓的阶段。倒的时间愈短愈好。有倒了二三年，还没有倒过来的，那就太不正常了。这里面总不出两种原因：（一）未倒仓以前，唱得太疲乏了；（二）既倒仓之后，不懂得休息保养。这两种都会使声带受到创伤，于是就要影响嗓子的复元了。
“我的儿子葆玖去年倒仓的时间，跟我一样，也是几个月就倒过来了。这也许有点遗传的关系。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现在的童年艺人们。在倒仓时间，身体上先要有适当的休息和足够的营养。吊嗓子不宜用过高的调门。老生、花脸、老旦等行，是用本嗓唱的，尤其应该注意到这几点。要唱狠了的话，还会逼成一条左嗓子（内行称假嗓子为左嗓子，嗓音高而窄，堂音就差了）。学武生的，也不能尽靠有了武工，不理会保养嗓子。像杨老板（小楼）能够在台上享几十年的盛名，固然武工火候都到了家，还有他那一条又宽又亮、响堂的好嗓子，也是帮了大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