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虽然土地改革带来的集中效益逐渐消退，农业生产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良好。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处于讨论酝酿当中。但同时，官僚化和特权化开始在党内显现，农村相对城市的次等地位愈加明显。毛泽东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时候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他决定摒弃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没收所有城市私有财产和产业，推行农村集体化。这些决定在党内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党内很多人的既有利益受损，还预示着经济战略上的重大思想调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农村。1953年，农民根据规定可以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初级社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合作社，组织比较松散，以互助组为基础。到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已经得到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热情参与。这一运动虽然源于上层，却主要在基层展开，毛泽东相信可以通过基层这股“社会浪潮”扩展到整个农村，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抓住这一机会，毛泽东决定把合作化上升到集体化。
但这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两份决议相悖。党内整体认为应该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后，再考虑推行农业集体化。但毛泽东认为机械化听起来虽好，实际上不过是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可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力。党内整体认为“富农经济”效率最高，应该加以巩固。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必须防止富农和前地主妄图恢复往日的支配地位，因此党必须帮助中农和贫农对抗他们，而农业集体化则是当时防止富农和前地主恢复支配地位的唯一办法。
1955年7月，毛泽东绕开党内领导层，直接向地方党员干部讲话，提出要尽快深入推进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并得到了广泛支持。毛泽东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14]
农业集体化需要所有农民加入，无论愿不愿意。集体化意味着不再有私人土地，不再有家庭耕作，所有资源都将集中到一起统一使用。富农对此积极性不高，很多甚至表现出对立情绪，但他们反对的声音很快淹没在贫农和中农高涨的情绪里，后者觉得集中统一使用资源会让自己稳赚不亏。就这样，富农的土地、耕畜和农具也都集中到了合作社统一使用。到1956年，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到合作社当中。这一农业社会主义化运动完成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没有出现多少暴力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发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导致了大量的暴力、高压和清洗。毛泽东对此十分自豪，曾多次将这二者进行对比。
农业集体化运动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从产出而言，虽然集体化进程非常顺利，但合作社的实际运营效果并不好，原因有很多，比如管理混乱，计算方式不能满足需求，工作分配效率低，大型合作社工作规划困难，以及劳动成果分配不合理，等等。农民的参与热情迅速降温。政府不得不采取强迫措施，防止农民一股脑儿退出新成立的合作社。
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在1955年绕开党内领导层的做法使得领袖与党的关系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从毛泽东直接要求地方干部开展运动并鼓励农民自发开展运动开始，他就脱离了在他看来只会拖后腿的党的领导层，转而融入了革命群众当中。在多次的讲话中，他都批评党自身的革命性不够，这样势必只会破坏人民的革命热情，从而将党推到革命人民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