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以战争为导向的强大军事工业基础，在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充分地支持着他们的军队。面对这样一个劲敌，毛泽东需要更新并阐释他的持久战理论。鉴于较早的中央苏区经验，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仍然强调“诱敌深入”的必要性，但现在还必须考虑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包括必须不断转移的作战地点以及无法开展中央调度的困难。
1938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党员干部开设著名的《论持久战》讲座时，中国军队已经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依然坚持它的“以土地换时间”的逃跑政策，还忙于在四川省的山区腹地重庆建立战时首都。共产党的游击军队还没有被动员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已经深入到中国最富饶、肥沃的农业地区，占领了中心城市，攫取了内陆市场渠道，征用货物供给，对中国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在这样愁云惨雾的内部环境下，也没有其他国家站出来帮助中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日本侵华是一个需要就地解决的区域性问题。只要日本不触及欧洲和美国在中国的领域和资产，日本就不会受到（来自欧美国家的）任何威胁。苏联倒是考虑要将日本阻击在中苏边境外，但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把中、日之间的战争视为全球性种族冲突的一部分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兆。
毛泽东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在1938年5月发表的演讲中，他想方设法说服听众们，让他们相信只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找到正确的作战方法，中国完全能够在目前的形势下生存，有能力对抗日本，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这次演讲以分析当前两大危险为开场白。首先，毛泽东指出，在部分国人当中滋生出来的失败主义情绪，将会导致向日本投降或妥协的危险结局。事实上，直到1939—1940年，汪精卫带领一支队伍从国民党政府中分裂出去，在被日军占领的南京与日本共同建立政权时，中国人才意识到毛泽东所说的这一危险。其次，毛泽东指出，有人指望外部力量——通常说的是英国或美国——能够来拯救中国，这种速战论是不现实的。恰恰相反，毛泽东提出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救中国，中国人只有打持久战才能保卫祖国。
毛泽东将持久战全面地定义为三个方面：（1）一种客观的必要性，这是对当前形势的冷静分析得出的判断；（2）积极延长战争实践的一种策略；（3）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间历史关系同时得出结论的一种分析方法。毛泽东写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进一步分析道：“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