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个人生活上有一些变化，又面临着在一个新地点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在一个地方安定生活的机会，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苏联经济与哲学以及列宁的经典著作。他的秘书陈伯达一直协助他。陈伯达是从苏联回来的对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37年随左翼知识分子一道离开北平后到达延安。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毛泽东熟练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类型分析方法，以及其他革命历史哲学的理论要素。毛泽东阅读这些作品时所做的注释与评论，揭示出了他自己的思想历程。对于斯大林机械理解历史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批判也清晰地显现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原则全新激进的解读。这一理论，即著名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些年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显然是建立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独辟蹊径的探索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思想也通常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突破”，或者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过，当它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一元化的信条，并被认定为一种既成不变的文化发展方向时，这种提法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经得起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也将一直都是）一个伴随着争议发展的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就是这一激烈斗争的话题。对毛泽东思想更恰当的理解，是将其看作毛泽东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将中国历史和当时的现实相融合，又通过对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解读，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物。这样的双向解读，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灵活辩证关系。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理论学习，在他同党内那些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党员们之间展开理论和权力上的斗争之时，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这些曾留学莫斯科的党员们又一次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革命路线。这些日子的学习，也为毛泽东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提供了精确的理论指导：什么是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如何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眼前最为紧迫、亟须解决的任务——该如何抵御日本的入侵？另外，延安时期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毛泽东思想也正式成了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作战的原则。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成了缔造一种革命文化的指导思想，这种革命文化能够维系长远的社会运动，以激发全中国人民的想象力，挖掘他们的潜能，共同克服所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以对抗一个强大的敌人：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