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格拉最终加入了玛莲布格大街12号，也就是“民主觉醒”（之后这支力量适时地汇入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地方。她说她“喜欢混乱”，并且那些人“不是那么极度左派，他们不是基础的民主人士，而是以某种方式更脚踏实地的一群人”。事实上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做了纲领性的较大改变：他们是“反国家意识形态化”的，但同时也发表一些支持国家的某种社会主义想法的言论：“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的研究和看法。”其中还有环保人士，他们呼吁“在工业社会中重建生态”，然而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个月，“社会主义”这个词就从党的纲领中消失了，当时“民主觉醒”才刚刚正式成立不久。关于民主德国的公民们，“民主觉醒”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活跃分子要求“德国人民自主决定”，东部和西部都一样。在重新统一的形势下，他们甚至猜想联邦德国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时这种猜想在民主德国非常盛行。
这就是安格拉·默克尔加入的政党。即使“并不知道‘民主觉醒’是否曾经提出过归附的正式要求”，仍然是那个消息灵通的朗古特说，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岁月里，这些事情也许只被看作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并且事实是尽管“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但是从没有找到这类的表格或者汇编集”。
活跃分子、柏林人安德雷亚斯·阿派尔特回忆说，记得默克尔出现在普伦茨劳贝格的“民主觉醒”运动分区，询问自己是否能够 “听一听”。当时默克尔还补充说她“有一些时间，可以参加”。她最初有一项任务，是设计和制作传单。事实上，她就像是一个迟到了十年才靠近西方的带着油印机的安琪儿。这个新来的活跃分子以一篇她在艾蕾美居公寓中精心写成的文章作为开始，这篇文章是针对柏林的出租车司机而写的，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被视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一致意见的加倍器”。
在那令人兴奋而又混乱的几个月里，默克尔日益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那个在犹疑踌躇时 “知道应该做什么”的女人，那个“远离任何时尚先锋”并且有“一些小女孩习惯作风”的女人，带着不变的青春的外观、气质以及温和的表达方式（似乎她总是穿着一条栗色的灯芯绒裤），她迈着无声的步伐走进了政治世界，一步都不会错。她向科研院的上级请求无限期离职，带着一脸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表情。默克尔最后成为了“民主觉醒”的媒体发言人，不知不觉她已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然而这种职务她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她不是党的创建者之一，但是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她就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关键人物，因为所有与情报工作人员的关系都要经过她的手。
她喜欢把自己描述成那个“拆开从西方来的崭新电脑的包装，并且第一个开机”的人，一个总是给自己找事情做的人，一个一旦需要从不缺席的人。谦逊，乐于助人，慎重，有分寸，一丝不苟。默克尔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她昔日政党的同事们回忆说，她是一个“不受任何政治热情拘束”的人，而且非常有合作精神，不会过分繁琐。“就这样，她离内部纠纷远远的，系统性地一点一点建立起自己在‘民主觉醒’内部的地位。”谨慎的朗古特这样写道。
是的，我来到了正确的人们身边，我认识了有趣的人，我参加研讨会。包括当时公开的“民主觉醒”的主席会议，我也全部都参加了。
所以，在特普雷托举行的柏林地区党的合并大会上，她被委以官方发言人的职务。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她与记者们对话，并与 “民主觉醒”的主要领导人保持日常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