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惊，也许和其他德国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每个星期一都不断地聚集在广场上，他们的标语众所周知：“我们是这个民族。”随后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默克尔则仍然持怀疑态度。
默克尔突然决定要从政了。我们并不知道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准确时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肯定不是在那之前。她不是那些参加了成百上千次游行示威的人中的一员，不是那些冒过一定风险的人中的一员，也不是那些聚集在教堂里公开批判昂纳克政权的人中的一员。当然，在一些冲突中也看到过她，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但是她从不参与讨论，从不坐在某一方倾听。“她似乎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有人证实说。格特鲁德·赫勒在《教母》（Die Patin）一书中写道，她“在一个角落里，怀疑而沉默”，就像是转述了一个“民主觉醒”（Demokratischer Aufbruch，缩写为DA）的代表人所说的话。“民主觉醒”是活跃在柏林、莱比锡、但泽等城市大街小巷的主要公民运动之一，它先于“转折”（Wende），德国人将1989年发生的那些事件称为“转折”。
默克尔在谈到那个不同寻常的秋天时说：“我曾经是个观察者，在大门关闭之前的那一刻逃走，不是我做的事。”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词语选择。她说“大门关闭”,但对于百万德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开放，是近30年来人们所渴求的开放。人们似乎将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一种获得自由的标志来谈论，对她来说并不是本能的一件事。“没有人问她，她看到的那扇关闭的门是什么。”赫勒写道，然后补充道：“这是这个来自东部的观察者的前景展望：关闭的是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门，而那些开放了的门将会发生的事情，以后就会知道了。”
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解说。在那几个月里她更愿意沉默，这确实是真的。当时她已经35岁了，但还有一股学生气。她没有把那些话当回事，没有被人群鼓动，没有置身于民主德国各个城市日益壮大的游行队伍的领头者之中。“我当时不亲近政治，也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活跃于政治活动而已。”另一方面，在昂纳克的政权下人们曾学会沉默，而她也的确沉默。她曾经学着去体会字里行间的深意，学着不让人们注意到自己。应该说她是这方面的大师，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如此。谁会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呢？加入自由德国青年团时，谁会说自己满脑子都是批判政权的火苗，以致会成为“转折”系列事件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呢？就这样，安格拉·卡斯纳，婚后姓氏默克尔，“就像一头无辜的羔羊准备好了变成母狼”（赫勒），以一种“无特征的且偶然的”方式，看了看赋予新民主德国生机的所有现实情况。她在各个政党之间侦查，尽管她并不习惯这样。在她看来，柏林公民运动 “太幻想、太和平主义、太左派”了。她对社会民主党（SDP，后来变成了SPD）人士的评价也不太好。他们“很无聊”，默克尔有些生气地说，因为他们过分左倾的风气，以及“一切都过于完美，组织已经交给了来自西方的人们”这个事实。然后，她说，这些人“互相称兄道弟，不用尊称，这种事在我这儿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