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小安格拉开了一个美丽的小玩笑。当时她刚出生才几个星期，而她的父母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就是举家迁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者说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乡。离开美丽的汉堡市，到勃兰登堡一个连名字都很难发音的偏僻小镇——奎州。而此时成百上千的人都走了一条与他相反的路，因为人们更偏向于选择所谓西方的舒适和安逸，而不是民主德国无产阶级的简朴和可靠。可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
安格拉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是教会的一名神职人员，他的想法是：在“另一个德国”更加需要灵魂的牧师，而“另一个德国”，不太客气地说就是二战后划分全球时交给苏维埃世界的部分。1954年，小安格拉·多罗特娅降临人世，在之后的很多年，世界都被分裂成两部分。历史学家们说那时民主德国处在斯大林化的顶端，尽管斯大林已经逝世一年了。从1949年到1961年（这年柏林墙突然出现），大约270万德国人决定离开那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转而选择联邦德国。然而，修道院的院长们让这个年轻的神甫相信，“在另一边”，那里需要他。另一方面，他，霍斯特·卡斯纳，原本就是来自那边的。他是潘科的一个普鲁士人。他的妻子——荷玲，时年26岁，是一名老师，但是后来再也不做老师了。她曾教过英语和拉丁语，然而，作为一个新教牧师的妻子，在民主德国继续自己的职业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需要试着去设想，在那黑白交错的年代，民主德国最内部省份深处的情况。民主德国充斥着苏联式的灰暗和阴郁。公众的思想意识一点一点地养成，用迁居到伯克利的俄罗斯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可以很好地描述这种思想，这句话我们从艾曼纽·卡瑞致“讨厌的诗人”爱德华·利莫诺夫的书中借用来：
完整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一些缺陷的抨击，而是对现实本身的抨击。它是一种镇压现实世界的企图，一种长期看来注定要失败的尝试，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它能够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这样的悖论之上：低效能、贫穷和暴力作为至高无上的好事呈现。
奎州，卡斯纳一家在1954年所生活的小乡村，大约有400人。那里有一座漂亮的乡村教堂，一片农村的土地。1954年时，那儿离两德边界只有不到30公里。这个区域住户很少，连一个学校都没有，因此孩子们必须到另一个村子上学。这里的一切都小小的，包括这个新教牧师的家。他肩负着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即维系这个被历史的命运完全打乱的集体。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去不到十年，德国被一分为二，而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里的生活条件，如果不说是贫困不幸，那至少也是不稳定的。这里跟纳粹德国雕塑的宏伟壮丽没有一点关系，也完全看不到一点当时德国乡村的浪漫自然主义色彩。为了避免过分依赖于国家的供给，这里大部分的人都依靠菜园里产出的食物生活，甚至教会堂区也有自己的羊群、母鸡，或者一只乳牛。当卡斯纳决定到民主德国定居时，就清楚地知道教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在那最初的几年里，他常常要去挤山羊奶。无辜但有斗争精神的荷玲则要准备大量水煮荨麻。她不敢向丈夫坦言她怀念并且惋惜过去给孩子们上课的日子，那时她的角色可不仅仅只是家庭主妇，而现在，她唯一的前景就是侍候一个上帝的仆人，以及在艰苦的条件下抚养他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