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比维亚诺找到了在一家鞋店当售货员的工作。鞋店位于靠近市中心的一个街区，生意不好不坏，附近有些廉价书店，都逐渐干不下去关门了，还有一些便宜的小饭馆，里面的招待员在大街上拉客，那忽悠人的话说得是天花乱坠，另外还有几家灯光昏暗的狭长的服装店。当然，我们再也没有文学社可去了。有时比维亚诺会跟我谈谈他的计划：他想用英文创作流传在爱尔兰原野上的寓言故事，还想学法语，至少能读原文的司汤达的作品，他幻想着把自己关在司汤达的世界里，任岁月流逝（尽管他自己也自相矛盾，说用这样的方式读夏多布里——19世纪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还有可能，但读司汤达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最后，他还想写本书，一本美洲纳粹文学选集。一本巨著，有一次我去鞋店门口找他的时候他说，它将涵盖我们这个大陆上纳粹文学的所有表现形式，从加拿大（在那儿魁北克人引起了很大反响）到智利——在这个国度他肯定能找到不同风格的各种潮流。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卡洛斯·维德尔，他如同集邮爱好者那样，满怀热情一心一意地把所有出现的与维德尔及其作品相关的资料收集了起来。
如果我记得没错，1974年就这样溜走了。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里，我们从报上得知，卡洛斯·维德尔在一些私人企业的赞助下正在进行一次南极之旅。旅途很艰难，中途停了很多次，每降落一地维德尔都会在天空写上他的诗。他的崇拜者们说，对智利种族而言这是新铁器时代的诗歌。比维亚诺时刻关注着这次旅程。老实讲，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那个空军中尉会做什么或不再做什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有一次，比维亚诺给我看了张照片：这张比原来胖妞认出来鲁伊斯–塔格莱的那张要清楚很多。确实，维德尔和鲁伊斯–塔格莱长得很像，但我那时一门心思地想离开智利。有一点毫无疑问，无论是照片还是宣言，那个如此慎重、如此克制、如此招人喜欢的捉摸不定（甚至是如此有自学者特征的）的鲁伊斯–塔格莱已经没有丝毫痕迹了。维德尔是信心和勇敢的化身。他谈论诗歌（不是智利诗歌或拉美诗歌，只是诗歌而已），其权威性足以折服任何对话者（虽然我必须指出来当时维德尔的谈话对象是拥护新制度的记者，他们没有能力和一个智利空军军官作对），虽然从他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这篇讲话里面充满了新词，很多语言表达方式也很笨拙，而这在我们尚不完美的语言里是很自然的，但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一篇充满力量的讲话，其措词纯正，明快自然，体现出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