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从蓬塔阿雷纳斯到阿图罗·普拉特南极基地），大家在这座城市的一家餐厅为他举办了晚宴。据说，维德尔喝多了，打了一位水手的耳光，因为这个水手没有对一位女士保持应有的尊敬；关于这个女人流传着很多种说法；大家能达成一致的一点是晚宴组织者没有邀请她，参加晚宴的人也没人认识她；她能出现在那儿唯一讲得通的理由是她是自己溜进来的或是和维德尔一起来的。维德尔称她为“我的夫人”或“我的小姐”。那女人二十五岁左右，高个，黑头发，身材匀称。在晚宴中，可能是在上饭后甜点的时候，她冲维德尔喊：卡洛斯，明天你会死！这让所有人都觉得真是太鲁莽了。后来就发生了水手事件。然后是讲话致词，第二天早晨，在睡了三四个小时后，维德尔飞到了南极。飞行中意外频发，不止一次那位陌生女人——客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话就要应验了。当回到蓬塔阿雷纳斯以后，维德尔表示最大的危险是寂静。在故作惊讶或真感到惊讶的记者面前，维德尔解释说，奥尔诺斯角的海浪是寂静的，它们朝机腹伸出巨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它们就像巨大的梅尔维尔的白鲸或是无数断掉的触手，不停地试图触碰到他，但它们始终是寂静的、沉默的，就好像在那样的纬度，声音只是人类特有的。寂静好像麻风病，维德尔说，寂静好像共产主义，寂静也像一面有待填满的洁白屏幕。如果你填满这面屏幕，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你是纯洁无瑕的，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你无所畏惧，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按比维亚诺的说法，那是在描写一个天使。一个极具人性的天使？我问他。不，他妈的，比维亚诺回答，我们厄运的天使。
在阿图罗·普拉特空军基地明澈的天空上，维德尔写下了“南极是智利”这句话，并被摄像和拍照留念。他还写了其他一些诗句，关于白色和黑色，关于冰，关于神秘，关于祖国的微笑，一个率真、优雅、精心描绘的微笑，一个像一只眼睛一样的微笑——实际上，它在看着我们。随后维德尔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再后来他去了圣地亚哥，在那儿上了电视（我被迫看了这个节目，比维亚诺住的公寓里没有电视，就到我家来看了），是的，卡洛斯·维德尔就是鲁伊斯–塔格莱（他可真不要脸，给自己起名叫鲁伊斯–塔格莱，比维亚诺说，他倒是找了个好姓），但他又不像是鲁伊斯–塔格莱，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家的电视是黑白的（我父母很高兴比维亚诺能来家里看电视并和我们共进晚餐，好像他们预感到我要走了，不会再有他这样的朋友了），因而卡洛斯·维德尔在电视上是一副苍白的样子（一种镜头上的苍白），看起来很像曾经的鲁伊斯–塔格莱的影子，也像很多其他人的影子、其他人的脸庞，像其他的飞行员的鬼魂，他们驾驶着疯子诺韦尔托在深沉的夜幕下所说的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从“二战”中逃出的梅塞施米特飞行小队，也从智利飞往南极，又从南极飞回智利。但我们知道，维德尔并没有编队飞行。维德尔驾驶着一架小飞机，独自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