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一天，他带来一幅琴条，一支不知什么名的花——朱砂花朵三瓣，墨叶两三片，一根墨线画到底，右题一行长条乌丝：秋色无私到草花。我们有个河北籍的女同学，嘴快，看了一眼就大嘴巴了：空那么多，太浪费，画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听后哈哈大笑，笑得非常爽朗，仿佛那个女生的话一点都没扫他的兴。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给我？老头抬头看看，问：处对象了吗？谈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放学时候老头仍和我们聊画，他说：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他说：楷书如文人，草书如名将。他说：画家和作家都要无作家气，求平正清雅。他说：画花鸟不能乱配，芭蕉不能配鸡。我们问为什么？他看看周围没有女生，便说：那是“鸡巴图”。我们忍俊不禁。
离开北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汪曾祺，后来读他的散文，越读越喜欢，越读越佩服。好多年来我也一直在琢磨，他其实也没写什么复杂的东西，为什么会那么有味？也许这就是前贤所说的功力和境界吧，也许一个作家只有心怀仁爱和大义，只有彻底回归原道和宁静，笔下才会出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汪曾祺一直在说画画是他余事，是找乐，其实他晚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画画上，并认真题诗题跋赠给友人。我觉得他与吴冠中相似，成家之后，一个想当作家，一个想当画家。吴冠中更是极端，甚至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过一个鲁迅。应该说吴冠中和汪曾祺都是有遗憾的，一个没能当成大作家，一个没能成为大画家。其实遗憾是人生的常态，“鲥鱼多刺，金橘带酸，莼菜性冷，海棠无香，曾巩不能诗”，这是古人常说的五憾，依我看人生有千憾、万憾。
汪曾祺父亲画画，他从小耳闻目染，练过《多宝塔》《张猛龙》，字从魏碑出，线条还是能撑住的。他画过土豆、活鱼、植物、花鸟、人物、神仙，几乎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样，并常在画上题上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问我何所有，山中惟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然而当朋友和学生讨要时，他又会十分爽快：拿走，拿走。他的画面大多空灵、飘逸，但内容却清雅、高洁，他的画里有儒家的处世态度，有道家的审美趣味。他喜欢“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也喜欢“酒肉穿肠过，高楼万里心”。他真是个奇怪的人。记得董桥曾说：艰深怪诞其实不是艺术，而是命运。而汪曾祺却将艺术融进了人生，把命运变成了艺术，他是开悟大道的人，早就没有了患得患失，没有了粉饰纠结，他的东西是真水无香。我喜欢他的画，他的画是高僧只说平常话，他的画是人生的灵感，快乐的日记！
二十多年下来，他长什么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几乎全忘，我甚至近一二年都没有翻看过他的作品。冬至前二日，我突然梦到了他，我自己都纳闷。我把这事告诉文友，文友说：你该在冬至给他“汇款”，我笑笑：他记不得我，收不到的。冬至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灯下，临摹了他的一张“雁来红”，写下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