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工人日报》文艺部搞了一个全国工人作家学习班，我因经常在该报副刊发表文学作品，编辑韩春旭便给了我一个名额。她写信告诉我：学期二十天，带十五斤全国粮票，地点在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作家和评论家，有苏叔阳、陈建功、李国文、丛维熙、曾镇南，当然还有汪曾祺。汪曾祺当时已有大名，但还没像九十年代中期那么红，我们同学中知道他的人有一些，但没有人崇拜他。他当时也比较低调，不像苏叔阳、李国文、曾镇南那样，在课堂上非常自信，讲得妙趣横生，样子很牛。他那时脑袋里的水平肚子里的“怪话”，几乎都是在课堂外传授。
可能是因为他小说写的短，也可能是因为他许多好散文，像《随遇而安》《七十述怀》《多年父子成兄弟》当时还没有发表，文艺部就让他讲小小说，他好像不太满意，上课时总喜欢讲——小小说有什么好讲的，不就是相声的“三番一抖”加生活中的小故事嘛。教室大，人多，再加他普通话不准，没有“麦克”，他讲课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坐在后排东北和西北来的同学几乎都分了神，他见“环境”不对，讲着讲着自己也没了兴致，三天的课一天就草草收兵。我觉得他像《博望坡》里的“病子龙”，比划几下，就走。剩下两天，他跟我们讲画画，讲文人画，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讲八大山人的画与诗，讲大涤子石涛的画与跋。他讲得异常投入，但很多同学听后都面面相觑，小声嘀咕：我们是文学培训还是美术培训？甚至有一个比较“木”的同学窃窃问我：他是画什么的？
汪曾祺那年六十九岁，他从六十岁开始正式画画，将近十年正好在兴头上，他当时对中国画也最有心得。我仔细回顾了一下，他散文中许多跟绘画有关的论述，跟绘画有关的细节都是在这段时光和七十岁以后写的，这就说明他在这段岁月中非常热衷绘事，迷恋丹青。事实也证明，他的画作在七十到七十五岁之间最好。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也有喜欢美术的，比如我，比如现在在《光明日报》的一个老兄就爱听，恨不得不要下课，恨不得他的嘴吧是永不停止的机关枪，我们就像渴极了的人，突然看到了椰子，恨不得立马敲开椰壳，猛吸。我们那时候私心重，愿他滔滔不绝，滔滔不绝，这样，可以少啃多少书啊！ 下课时候，他跟我们这帮大男孩和大女孩开逗：画白梅我用什么颜料？画叶子我用什么颜料？我们相互望望，摇摇头。他很得意地说：画白梅用牙膏，画叶子用包饺子挤下的青菜汁。我们双目圆睁，以为他在和我们这帮孩子闹着玩。多年后，当我有幸看到原作，我才完全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