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求真”，也要“求解”，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这就是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也是让人增长智慧之所在。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可对它的研究长达两千多年，并且还在不断出新，秦始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世世代代会不断研究下去，因为它有社会意义，有时代的解释。这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现在史学工作者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你不进行跨学科研究，人家会跨到你这来。《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是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写的，而这应该是搞历史的人做的。最早写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文章，搞历史的人没有参加，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写的。我觉得这很奇怪，研究历史的也应该研究物质史，但搞近代史的人不仅不研究，而且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游民问题应该是搞社会史的人写的，但搞历史的人只是描述现象，不作解释。这也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有关。我们搞历史的人，往往囿于一隅，范围非常狭窄。跨学科研究是一种趋势。现在科学的发展是一体化的，你研究历史也需要有自然科学的意识。要注意质的变化，也要注意量的变化。历史学家不能只有传统的东西，也要吸收新的意识。现在很多描述性的书重复出版不少，只是再现过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知识要求了。古代人只是“法祖”，知道祖先怎么做就可以了，现代人不行。这就需要史学家有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种的背景知识才能解释历史中的为什么。
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这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他研究出孟姜女的传说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被人附会在秦始皇的头上。他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知识和方法理清了孟姜女故事的由来和发展。但遗憾的是他只做了第一步，没有做第二步。秦始皇的统治从历史学的角度讲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他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孟姜女，就意味着对暴政的控诉，表现了老百姓反对秦始皇的心态，这也说明民众的评价往往与历史学家的评价并不相同。进一步说，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是二律背反。如果顾颉刚是个思想家的话，他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可惜，他只是个学问家，有那么典型的例子，却没有提出深刻的思想。而这个问题是后来李泽厚引进康德的命题提出的。我觉得我们搞史学理论的不要自我陶醉，有很多史学理论的问题没有解决。历史出智慧，应该出一些命题，有了命题就有意义。顾颉刚先生为什么话到嘴边没有把道理说出来，是因为他没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去深度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举很多。
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漫步在闹市，无论是徜徉在山水之间，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写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