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历史学应该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也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学，不能把历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一些学科的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出智慧》，这是针对严中平先生70年代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出科学》。严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我经常同他讨论学术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觉得科学的东西是需要反复验证的，但是历史是不能验证的，它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凡是认定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人，主要是认为史学能总结社会发展规律。规律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预测，从而可以指导未来，所以才称为科学。但对历史学来说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战，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规律发展；二是科学是对未来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它才能转化为技术，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历史是永远不能验证的。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这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的表现。历史能给人智慧，这种智慧也具有普世性的规则。但你要把规律神圣化，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就不行了。历史学无限崇拜必然性，但不要把它神圣化。一神圣化就绝对化了。历史人物和事变有它的偶然性，过去把偶然性只是看成必然性的陪衬。说历史出科学，就是由于历史学探讨规律。但历史越发展，我们就越可以看出历史规律的有限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历史中有些极为相似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喜剧，再次出现可能就是悲剧或闹剧了，相似而不相同。所以历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规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强调，但必然性不能神圣化。所以，历史最现实的就是给人智慧，这种智慧就包括对规律的掌握。
总之，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称历史学为历史学科而非历史科学要更切合实际。但已经习惯的称呼也无妨照旧，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这是有限定意义的，如果明确表白的话，我想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又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可能有参照性、启示性，而并不具有指导全局的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
当初我对严中平先生的《历史出科学》一文的提法有些异议，当时还想不明白，却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后来在我为“中华智慧集萃丛书”撰写序言的时候，又冒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自以为逐渐清晰，便以《历史出智慧》的命题表述了我的态度。由于故人已仙去，不忍就此再进行讨论，况且序言也不容对此多加议论，所以对此只能浅尝辄止，主要是正面阐述对历史智慧的看法。在我心目中无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
前面我已经说了，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有参照性、启示性，而不一定就是指导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其中也要参照经验，但经验性的历史知识永远不能实验。不能重复、不能验证、不能假设的学科，何以能成为科学? 有关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不会停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永远存在，这也不必求同，但要为自己的主张立说。
历史不能出科学，却能出智慧，这也就是我想用“历史出智慧”来代替“历史出科学”的本意。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这是我极而言之的一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