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脑袋是谓何物? 在生物家眼中，它是血肉之躯的一部分，经不起撞击、重压，与其他生物无异；在思想家心目中，它是一个褒贬千古、纵横四海、无所不往的思想工具。而在史学研究中思考问题，不仅要发掘尘封已久的文史旧典，还要综览海内外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汇现代科学精神，发现前人见所未见之处，做出自己的一得之解，这是我的快乐之源。史学研究虽非我的初衷，却给了我自由翱翔的天地。所以在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给自己题了一首座右铭:“坐集千古之智，以善取为乐；不法前人后尘，辟蹊径求知。”
对于研究工作，我并没有将它当作职业，主要还是兴趣的驱使。兴之所至，论题经常会有转移，文章一旦出手，该说的话说完了，也许又被另一个问题所吸引。虽然多年来热热闹闹的成果大多属于社会文化史领域，但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却还是对明史的思考，这不仅是我参加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由于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封建王朝发展到晚明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却又未能走向转折，这一时代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构成列代末世王朝从未出现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有永远的吸引力，也会成为我学术生命的归宿。
文化史从20世纪80年代复兴后，我又踏入这个领域，这沉寂多年的学科重新崛起，引起很多思索。 改写中国思想史是我搞文化史研究的想法之一。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公众人物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是一篇论纲。我认为，古代史研究也要注意公众人物。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提出，明清时代影响中国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关羽——关老爷。有些“愚夫”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没有不知道关老爷的。匡亚明主张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列出的名单就有关羽，但这也引起了争议。
何为封建社会的公众人物？这是社会上层、下层都推崇的人物，这有两类，一是“清官”，一是“义士”。这样的人物有他的永久性、神圣性。关公、包拯，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成为思想符号，具有全民性。中国社会是一个礼俗的社会，是以礼代法的。礼治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为民请命，反对权贵的法外特权而受到民众的推崇。清官虽然只是理想化的形象，但是百姓是永远需要的，包括今天，清官戏也特别受欢迎，因为目前还没有健全的法治，而到法治社会，清官的作用就会降低。义士打抱不平的侠义行为，为民一吐胸中的怨气，也是老百姓需要的。下层社会的思想，与主流思想有所不同。关羽不是思想家，但后来他变成思想符号，很多东西已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而是社会附加给他的。孔子研究也是如此。有真孔子和假孔子，真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假孔子是明清时代的孔子。假孔子可以研究，假关公为什么不能研究呢？国外研究思想史也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种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代表当时人们的思想。那么研究个人的思想，除了本人的东西外，时代附加给他的东西，应不应该属于研究的对象？把公众人物引入中国思想史，是要研究“关羽现象”、“关羽崇拜”。“包公崇拜”从明清以来，到现在依然存在。为什么对于这种活的思想无动于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