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并不是我最初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的我以第一志愿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不久因病休学，这才捧起了历史书。起初完全是为了休闲和增加点知识，所以钟爱的是那些文史并茂的作品和史家。他们在散文诗歌中挥洒的文采华章，论史说理中分析精辟的智慧，都使我动心，我逐渐转移了专业的兴趣，复学时就进了历史系。
学历史的想法是简单的，就想做一名教师。这是永远与年轻人为伍的职业，教师有年老的时候，学生川流不息，永远年青，所以教师的工作是在充满生机的思想园地，在这样的园地里生息，拥有的是一颗永葆青春的心。可是天不从人愿，1960年毕业后我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深宅大院(它后来发展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到1975年我才调到近代史所，开始做研究工作时已经38岁了。
当我以老大姐的身份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并不后悔在多年学术组织工作中耗费的青春。探索历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学研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不计功利，埋首书斋。
这段经历不同于一般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从我进入研究所以后，就有人认为我是学院派，也有人把我归入另类。说我是学院派的，是因为我从1960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多年来耳濡目染，所言所思，莫不与学术有关，沾染学院气，也算顺理成章；说我是另类的，是因为我曾在部领导的手下做过十多年的学术秘书工作，那在稳坐书斋的人看来，自不是正宗。
当我放弃有可能擢升官员的机会，来到研究所，为的是寻找一个独立思考的园地，能在这园地自由驰骋，这是我多年的梦。但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服从分配几乎是学子的天职，领导指哪，我向哪，从没有越职的非分之想。当一个螺丝钉高于一切，自然要高于自己的遐想。
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这虽然是一场浩劫，但却使我茅塞顿开，我从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虽然它姗姗来迟，却是由我自己做主，真正属于我自觉自愿的第一选择。
这一选择也给我带来因缘际会。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东林党的兴亡》。两个月后，有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在机场初次见面，连寒暄还没有来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对我说:“你的大作拜读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她的坦率、真诚令我非常感动，连刘大年先生也惊叹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了解得如此之快。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种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兴，有不同音调也是一种愉快，尤其是争辩后的思考，往往有出其不意的长进，我与小野先生就因为有不同见解成为挚友，交往二十五年。也是这篇文章使我体会到老一代学者的宽容大度。在这文章中我指名批评了学界的泰斗侯外庐先生的一种论点，当他看到文章后，不仅没有质难，还向历史所林甘泉所长表示希望调我到他麾下工作，这对我一个半途出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研究历史真痛快！我常想，造物者对人类最大的恩赐，是赋予人类与众不同的脑袋，这与众不同的“众”，不是我、你、他，而是生息在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生物品种。植物、动物，脊椎、灵长，等等繁多的科属，唯有人类才有一颗高高挺立在身躯顶端的能够思考创造的脑袋，从此人类才得以高昂头颅，傲视天下万物，自诩为万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