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一来，将他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他们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们，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可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他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招至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将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发，在两国交诟中，这被认为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 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件，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素材。“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件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实则谁又敢说个“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2岁。
“文化大革命”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文化大革命”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 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镇，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连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