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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自有一种贵族气质，笔下显得舒展而从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蹭蹬，写的又是小市民，行文常常让人感到急促、紧张。但是在中译本里，这种差别远不如原文那么明显。曹国维先生重译《罪与罚》时有这样的体会：陀氏的原文有时看上去颠三倒四，像是在东想想，西想想，然而就这样，他把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传达给你，抓住你，让你也紧张起来。这样的文字，不能去理顺，“一理顺，紧张感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对紧张感的感觉。而据国维兄告诉我，他是在译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二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晰地找到这种感觉，而后再回过头去修改译稿的。由此看来，要找对感觉，非得先把自己浸润到译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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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说汪曾祺的写作是“惨淡经营”。汪曾祺的女儿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上，像要生蛋的鸡”。
这就是浸润。写作如此，翻译也如此。一个译者，我想，每天都会有类似“直眉瞪眼”地出神的时候。
里尔克（Rilke）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我觉得这话真像是对今天的译者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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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先生在一篇随笔中提到：“前几年，读一本汉译《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感觉就很别扭。译诗中的春天是这样的：‘今年春天一切都很特别，连麻雀的鸣叫也挺欢快。我甚至不想描述心里多么高兴和舒坦……’”
他说：“我看不出这春天有什么特别。??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曾经使无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共鸣，然而我无法相信，这样的文字，爱挑剔的俄罗斯读者怎么会因之痴迷？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翻译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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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儿，我想起谭抒真先生的一番话。话头是从一位颇负盛名的演奏教师引起的。这位教师翻译了一本音乐家传记，谭先生觉得这本书译得佶屈聱牙，英文理解既不行，译笔又过于拘泥。谭老举了个小提琴演奏的例子。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开头的那个乐句，翻高两个八度后，听起来往往音高偏低，祖克曼等名家演奏时情况都是如此。但海菲茨的演奏听上去就很完美，原因就是他在高音区拉这个乐句时，每个音都略微拉高了一些。谭先生说：“这时就得拉高一些，因为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
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这话说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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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Gauguin）说，塞尚（Cézanne）作画用眼，瑟拉（Seurat）作画用脑，图卢兹-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作画用脾脏，卢梭（H. Rousseau）作画用幻想，而凡高（Van Gogh）作画用心。
我想，理想的译者在翻译时，既要用眼，也要用脑，用幻想，（脾脏怎么用，恕我不敢妄言，）更要用心，用自己善于感动的心去贴近原著，去贴近作者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