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张爱玲是李鸿章、张佩纶等名人之后，其家世可以牵扯上小半部近现代史。她生逢乱世，没承想平平安平过一生，却出名趁早，把我国文化中的人情阴毒、心思敏感、文字富艳极为饱满地表达出来。当时的文坛一度为之震动，在家国沦陷中的傅雷曾经化名作文称道，殷殷期待。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傅雷一定了解“一战”前后瓦雷里长诗发表后的反应，即真正个体精神的诞生是比战争、思潮、流行更为重大或至少同等重要的事件。没有此种对个体精神的关切和尊重，战争中的血就仍在白流。张爱玲横空出世表达的，是比启蒙滑向救亡的国家主义的左右翼文化更为突出的中国人的成就。但是，这么一个类似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天才，命中要做一个与时相违却洞明一切的大诗人，却不幸地遭遇时世和人事的多重狙击，只能孤独地自我演绎一生。
这种人生之甘苦的经验，就有无行男人胡兰成的参与。这个曾被她称为“张牵”“张招”的胡兰成竟也靠她在后世几经沉浮，在今天的读书人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自然，能在张爱玲那里登堂入室的胡兰成也非同小可，他的才、学、识当年让张爱玲“低到尘埃里”，直到今天仍“惊艳”着文学的纯粹的心智。
我犹豫着是否用“心灵”一词，因为张爱玲本人一经洞明真相即萎谢了放下了。今天的胡迷放不下，因为胡兰成的经历和文字确实多有匪夷所思之处，确实挑战日常的心智，而非自立的心性或自足的心灵。即使自以为缥缈的审美主义者，在胡兰成那里也只是找到的智的直觉的愉悦，而非灵性的提升或落实。因此，无论是批评胡兰成的下作、汉奸无行，还是粉其才的人，都少有将胡兰成作为我们生存社会化的遗产，而只是牵扯个人的爱憎喜恶而已。
胡兰成的一生说起来其实简单。他几乎是自学成才。30出道，以策士时论卷入社会政治，做报刊主笔，为政客帮闲帮忙。抗战期间，他担任汪伪政权的宣传次长等官职。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晚年一度回台湾地区活动，因汉奸身份受到文化界的攻击，只得再度去国并客死日本。可以说，他是一个直到今天仍不被两岸社会主流认可的人物。
胡兰成是浙江农村子弟，成长年月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学、旧学、西学满天飞，胡兰成没有进过大学受正规教育，但他的才气和悟性极高，20岁出头到北京的大学里工作并游学，30岁不到出版散文集并寄给鲁迅。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仍比比皆是，因为缺乏师友、集体的切磋砥砺，他们往往有些思想的闪光、文辞的出彩，他们自己也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智。由于他们是从边缘地带向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行进，他们没有一开始就位于中心地带学子文人们的规矩、教条、平实，而是表现得更有灵智，更天马行空。因此，他们的粉墨登场往往极为瞩目。
胡兰成第一次大出场就搅动了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个中国社会的大命题，他发表言论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结果他得罪了地方势力，一度被关押。但他仍在清谈论政的道路上走了下去，甚至变成了“和平运动”的旗手。他第二次大出场受宠或受托于汪精卫，有着烈士情节的汪精卫说的是：“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而胡兰成也同样善于戏剧化自己：“当下我唯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