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历史有诸多想当然的理解，比如现代历史有一种混乱的自由，因此个人创业较现在容易得多，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投资的天堂，好像人们白手起家即可轻松地发家致富；还比如人们误解前贤即民国人物不善于不懂得生活，似乎他们都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又比如人们承认民国人物的精神风貌较当代要向上一些，但究竟民国人物的生命完善达到什么程度，今人是很难想象，也不愿相信的。从宗教界如佛教的四大高僧，到文化界的梁启超、傅斯年，到纠纠武夫蔡锷、蒋百里，那种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之外。这些想当然，集中在卢作孚身上，最为典型。
卢作孚出身于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二十来岁开始办报，三十一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三十二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了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他从只有一艘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拥有一百三十多艘、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则有七千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确实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30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的，“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因没钱而只好作罢。
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了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懂生活吗？显然他是懂得的，他的享受之一就是从一个自学成才者获得了语言的能力，他在我们的母语──汉语里登堂入室。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收集卢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点。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对联：“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