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太太客厅”。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胡适，而林徽因虽为人妻，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仪的。每逢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古论今，皆成学问。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这其实是中外学者很少论及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青年知识分子或小平头知识分子，因其谋生艰难而注定具有革命性；文青、小资知识分子则多流于文艺或自恋之中；中产、小康生活的知识分子则可以如鲁迅那样做观察者、见证者、启蒙者、革命者、救赎者，也可以坎陷到“客厅”“沙龙”之中；上层知识分子也可以如胡适那样启蒙、建言，也可以成功地指点江山或如天下苍生、文化何？……在这其中，上层知识分子或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极易与社会脱节，他们认为自己不在人生社会的习俗、义务、责任等规范之中，许多挣扎、付出、苦难、辛劳、使命等，不在他们的关怀之中，他们是“豁免”的。他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即使身在江湖也会“心在魏阙”，一如今人说念念都在“海里”；他们也是孟子所说的治于人的“劳心者”；他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自认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者”。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了40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40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知识人的不同生活带来了不同的道路。尽管胡适的道路比鲁迅的顺畅，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我的朋友胡适之”就称沸天下。但30年代以后，胡适在相当多的社会青年眼里落伍了，这些社会青年显然是以“屌丝”为主（李慎之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胡适不再是导师，借用鲁迅的话，“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胡适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是中产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并不自由。一如布迪厄的“合伙者”命名，他的自况小诗如此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善于演讲的胡适开始为听众所唏嘘，而年龄大的鲁迅反而成为青年瞻望的对象，年轻的史学天才张荫麟向鲁迅再三致意，说他是“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年轻的天才作家萧红问鲁迅对社会青年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的回答让年轻的小说家汪曾祺终生感动；而同样年轻的作家徐懋庸则说出名言：“人谁不爱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