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又该回到写作本位的问题上来了。我想跨语言写作，通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克服了很多困难，总算学会了用另一种语言来写作，等写到一定程度，还是会碰到到底该把自己归入哪一个写作传统的困境。毕竟，你背对的文化传统与你所处的异国环境，有一种错位和悖反的关系。
李笠：其实，很难说我用瑞典文写诗顺利过。那就像小孩写汉字，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要花力气，写得很慢，有时甚至会发生词不达意的尴尬，有点像戴着镣铐跳舞。写到后来，发现如何写、写入哪一个传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用瑞典文只能写生活的当下；而过去，我的背景，整个中国文化，又怎么用另一种文字展现出来。
在写关于母亲的第六本诗集《源》那里，我找到了出路：先用中文打底稿，然后用瑞典文修理。一首中文诗，变成瑞典文，常常会变短。一种热胀冷缩的原理——40度的上海夏天变成了20度的斯德哥尔摩。10行变成了6行。瑞典文的硬冷、直接和逻辑性，精准了中文的意象，简约了汉诗的铺张，淡化了南方的绮丽。汉语养育了我的诗，而瑞典语则赠予了我的思。我在写自己——李笠——的传统。
傅小平：自己的传统？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融汇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特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诗歌言说方式。
李笠：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将中国现代诗歌之风与北欧语言相结合，在瑞典文学界也显得很独特，他们期望通过我的诗歌发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或是瑞典社会的另一面。
傅小平：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你的诗歌何以在瑞典受到欢迎。看有关资料，你的《水的移动》等几首诗歌入选了瑞典中小学教材。
李笠：我想，我的诗收入中学课本一定有它的社会和美学意义。因为，作为一个移民作家，他具有当地作家缺少的特殊的敏感和尖锐。
傅小平：说到这里，我想了解一下诗歌教育在瑞典是怎样一个情况？在我们国内，你或许也有所了解，诗歌教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而且严重落后于诗歌写作的发展步伐。就拿入选中小学教材的诗歌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朦胧诗的阶段。你认为诗歌教育对于培养国民素质等方面有何重要性？
李笠：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是世界平均人口阅读诗歌最多的国家。诗歌的当下性注定了诗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诗让人体会语言的力量、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美妙和丰富，而诗歌教育则是一个人通往优雅高贵的林间小路。
傅小平：说实际一点，诗歌教育或许培养了一批爱诗懂诗的读者，他们反过来影响了诗人的诗歌创作。
李笠：的确是这样，在欧洲，一般读者读诗歌的水平和修养，比诗人还高。中国教授一般不看现代诗；欧洲一流的人才写小说，写诗歌，写不好的，就写评论，当教授。欧洲诗人，用第一人称写生命的感受之传递，有直接的撞击力与裸露性。诗歌中最好的，是隐喻，语言的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