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需要勇气和坦诚，要践行，更要提议和呼唤。
傅小平：在社会转型期，考察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大概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只要看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稍远一点我们会想到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这一决绝的举动至今想来依然震撼，其迸发出来的生命意志更是让人肃然起敬。从现在披露的史料看，很多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能释然。此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大的思想动荡。再后来，知识分子的转型就特别顺当了，你也提到很多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一步就跨越到了实用主义，而且在践行实用主义理念时往往更彻底。这是为何？是否消费时代比盛行阶级论的年代，对知识分子有更大的腐蚀性？
张炜：那些从理想主义一步跨到了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显然比比皆是。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多。许多“知识分子”不过是掌握了一些书上的套话，并没有什么独立见解。套话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套话让人厌弃，有的套话倒能唬人。他们讲着套话，跟住势头，在一种势头下是很容易表现“勇气”和“学问”的，一旦失去了势头的支持，他们就会转向。有的转得慢，有的转得快，有的连“五分钟的机会主义”也搞，这哪里是什么知识分子！究竟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要看受了什么教育有了什么著作，而是要看他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是否能够反省和批判自己，是否拥有独立思考和创造发现的能力，尤其还要看他在失去势头支持的情形下会怎样。物质对人的腐蚀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有人在严酷的环境下还可以抵抗一番，一旦面对物质安怡的诱惑却绝对受不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傅小平：赞同你对知识分子所持的广义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也并非仅仅指人文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包括政商界，乃至更大范围内对社会有强烈关注的知识人。比如最近一些企业家围绕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说就有很多争论，有些企业家甚至因为不能苟同，愤然退出其共同的组织“正和岛”。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看，对现实政治持何种立场和判断，依然是定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界点。
张炜：当然。大是大非问题考验每一个人，也不光是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