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傅小平：小说中的姑姑，不同于你以前塑造的形象，在世界人物画廊里也看不到相同类型。我有一个疑问，从常理上看，时代的冲击必然会引起人激烈的心灵挣扎和思想斗争。然而，姑姑尽管行事干脆利落，有大家风范，但她扮演的更多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其自身几乎是没有主体性的。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印象，或许是因为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几重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之间缺少必要的过渡。我想这可能跟叙述人蝌蚪的限制性视角有关，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为了表现长达六十年跨度的故事，只能摘取姑姑人生的精彩片段。然而片段是精彩了，连接片段的线索却断了。
莫言：这也是小说叙事中我感到的困惑。因为着力于塑造人物，过多展示时代背景，就会偏离主题，显得没必要。小说第一稿的时候，这种转换和过渡比较弱，尽管，姑姑到晚年也有些变化，她做的一些“违规”行为也透露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收获》杂志的编辑廖增湖也跟我提过这个问题。所以，在剧本里面，我对姑姑的角色转换做了补充展示。姑姑跟蝌蚪一一回忆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张拳老婆临死前骂她不得好死；王仁美临死前说“姑姑，我好冷”；王胆死前却说了句“谢谢”，因为尽管姑姑“害死”了她，却救了她的孩子。这三个女人濒临死亡时的三句话，其实表现了三种心境：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无奈和痛苦，一是让人听之欲哭的谢意。姑姑也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贵。
姑姑经历了几段不同的历史时期，她身上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她扮演的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其实，不仅是姑姑，我们那代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作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地就会这么做，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自己个人的意志就给消解掉了。于是，姑姑迅速地从接生员转入计划生育执行者的角色，也就很好理解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能要求她去体味人家的痛苦。这就好比自家的房子倒了，压死了自己的亲人，自然会痛苦万分；然而，要是来了场大地震，所有人的家人都发生了死难，痛苦就给稀释了。再打个比方，如果在和平年代，我们去批斗老师，会被视为神经病，但在“文革”期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因为，你不跟着去批斗，就会被排除在集体之外。像《生死疲劳》中蓝脸这样的人物是极个别的，他敢于和整个社会相抗衡，也正因为他的勇敢和极具个性，才成为我要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
这么些年，我也在反思。有时我们是不是对身处某个时代的人物过于苛刻？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就讲到了全世界都在流传的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结伴行走，遇到国王的仪仗队，歌德摘下礼帽对国王作出恭敬的表示，而贝多芬却抬头挺胸，迎着仪仗队而去。我年轻时对歌德的行为表示很不屑，同时很钦佩贝多芬，钦佩他蔑视权贵、绝不媚俗的壮举。尽管这个故事最后被证明是虚构的，但它符合我们对贝多芬的想象。现在想来，我反而觉得贝多芬这样的举动并不是特别困难。歌德作为内心丰富和充满矛盾的人，能放下身价顺从习俗却难能可贵。其实，谁能对权贵没一点仰慕之心，贝多芬生活的那个年代，音乐家通常都需要赞助人，当他贫困交加的时候，国王或贵妇人若给予赞助，他能不感激涕零？但这并不妨碍贝多芬在音乐里表现出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么想来，我很能理解并宽容姑姑的行为，虽然即使到了晚年，她也没有作出彻底的反思和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