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张颖让我看《艳阳天》，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这个人是肯接受别人意见的，而且求知好学。我想我既然申请回国，也应该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到了暑假我又去了哈佛，就跑到图书馆借了三大本《艳阳天》回来。本来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因为我以为，凡是带着宣传的气味写的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且那么厚的三大本哪有时间看。所以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是1974年回到中国的，距我离开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六年。我在国内待了两个多月，不仅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还到外地去旅游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有的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把很多过去的旧传统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坏的、恶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了。我还带了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幻灯片。
那时美国、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华人对新中国抱有向往的感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长大的人，当时真的觉得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那些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对中国百年的国耻、积贫积弱的历史也是了解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刚到U.B.C.大学的时候，中国同学会贴了一个布告，说要放映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兴奋。那时我父亲还在世，跟我们一起去看了。还有一次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父亲也跟我们一起去看了。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家里一切都很简陋，就是为了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报道，我们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你想想我们这么久没有看见北京了，大家都想要看一看北京，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事情都很热心。
因为加拿大那里是很自由的，我们U.B.C.大学数学系不知是谁还在楼梯口贴了一大张毛泽东像。我还记得，中国的访问团第一次到U.B.C.大学访问，我们一些华人教授也被约去一起参加，我们的校长、教务长都是西方人，为了接待访问团，他们都还特意做了灰色的中山装。我第二次回国是1977年，“文革”已经过去。这次回来还碰到了於梨华，於梨华是台湾写小说的。她跟我说，明天我要访问浩然，你要不要一起去呀，我说好啊。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见到了浩然。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讲浩然的《艳阳天》，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时到过中国的人还不多，1974年我从中国回到北美以后，不管是温哥华的U.B.C.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叫我去演讲，我就讲了我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哈佛的一些朋友说，你看了《艳阳天》，又见了浩然，给我们讲一讲吧。我就作了一次关于《艳阳天》的讲演。
1977年北京家中，浩然（右）来访。
我这个人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想人家让我讲，我总得看仔细一点再讲吧。我第一次回国以前是大使夫人张颖让我看这部小说的，我只是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当然是那次看就把我吸引住了，但看得并不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