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二十年的眷村生活对您今天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哈佛大学那几年的博士学习呢？现在走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王明珂：眷村生活给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叛逆，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种典范的叛逆者。眷村人来自各方，大家都离开了本乡本土，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年老长辈，许多传统价值在眷村中便松动了。
在哈佛，我所习得的是规范，英国体系规范的人类学知识：经济人类学、亲属体系、游牧社会、考古人类学以及当时较新潮的族群理论，等等。从资深教授如汤拜耶（Stanley Tambiah）等人那儿，我们能学习到人类学的整体图像，从当时较资浅的Thomas Barfield 、James Watson 等教授那儿又能习得一些新的研究趋向。最好的是，任何教授的课都要求广读民族志，也就是人类学家对个别民族的社会文化描述。我走向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研究，基础是在此时建立的，但沟通二者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却是博士论文阶段后期自己开始研读的。
燕舞：加入史语所最初的三年并不像今天这么风光，那三年“困学”时期是怎么熬过来的？
王明珂：那时，虽然我已完成大学及研究所的基本历史学训练，但对“历史”特别是“民族史”仍感到很困惑，甚至怀疑我们为何要研究历史。我所服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讲究的是史料的考据、排比，让材料自己说话，因此我的思虑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三年期间，我投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稿，全部未经审查便被退回。然后，我被迫再精研及更广泛地阅读史料。虽然那三年里我十分痛苦、挫折，但我对问题的思考困顿，让我在读博士时像挤干的海绵突然被浸在大海里；我广读史料，又让我在接触到任何理论时不致陷入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