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1994年，您最初是怎么开始来大陆做田野调查的？“台胞”的身份让您遇到过什么困难或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王明珂：那时候，两岸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淡，大陆正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开发，所以我算是在那夹缝中溜进来的吧。刚来时，偶然有些地方干部会问我是否想来投资，但当知道我及我的亲友都不是做生意的，他们也就对我没兴趣了。
我的田野调查进行得相当顺利，一方面是羌族朋友们帮忙，再一方面我在每一地都停留不久，一般是四五天就离开，然后过几年再回去探望朋友。这样，我到许多地方，对本地人来说都像是来了老朋友。对地方乡长、村长、书记来说，由于我停留短，也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而且，他们都是以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家长（因陪同我去的都是威师的老师）或某人的舅舅、老根之类的身份接待我，这对我的田野研究更是一种便利。这样游动的、多点的田野所得的材料，后来证明，在知识产生的理论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那十年中，几乎是每个暑期，有时也在过年时，我们一伙人便到处翻山越梁子。那时山中村寨生活封闭、交通不便，来了远方的客是地方大事，加上陪同我的羌族朋友周老师、树全、毛老师、泽元等人，在本地熟人朋友多，所以在每一地方都有让我感动与难忘的事。当然，在那儿跑了一两年后，我的四川话说得可以，这也是个关键。村寨的朋友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客，但对我能说四川话却毫不感到意外。有一回，周老师以这事问了一个村民。他的回答是，台湾人也是汉人嘛，当然会说“汉话”。原来他们将四川话称汉话，认为汉人说的都是这口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