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要做好人类学，就必然要和历史有一定的结合，而且有一句老话：“人类学如果不是一种历史学，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我在想象王老师您这一风格的研究，虽然是借鉴了人类学的一些方法，但仍算是一种历史研究，只是您的历史观念和传统的历史观已经很不同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您认为有一个历史人类学或人类学的历史，那人类学的这个“历史”应该怎么界定？它和典范史学的那个历史或历史观是不是有区别？
王明珂：我觉得当前是有区别。大多数历史学者，以及人类学者，将文献或口述历史视为过去人物、事件等“史实”的描述资料库，他们从中找寻、组织历史事实。另一些学者包括我，是将文献与口述作为社会记忆，尝试发掘产生此记忆与叙事的“情境”及个人在此情境中的处境（positionality）。但后者绝非希望取代前者，而是希望在“历史事实”中加入一些新的“历史事实”，或对所谓“历史事实”有情境化的新理解。至于历史人类学，或是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我认为其界线是模糊的。
现在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来定位什么叫做“历史人类学”的时代。我们须知道国际人类学中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 在研究些什么，但不一定要完全模仿遵循。有些华文世界的人类学家抱着非常狭隘的看法，认为须研究西方“historical anthropology”所讨论的那些特定问题才是历史人类学。我不愿意对此争论。我觉得，用实际的研究著作去定义何谓历史人类学比较重要。我比较欣赏P. H. Gulliver 在他的那本书Approaching the Past 里对历史人类学的简单定义：过去怎么造成现在，现在怎么去想象过去。历史人类学就是研究这两者或两者间的关系，在这个范畴里可以有非常多的议题。又譬如，历史人类学者关心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或文化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里，我提出三种不同层次的中国历史叙事文化结构—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叙事情节，它们都有对应的结构化社会情境。这些历史叙事文化结构规范文本叙事，但它又受文本叙事的模塑、修饰。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文本作者（如一方志作者）对种种叙事文化结构的依顺与背离，及其文本符号的运用中，探索各种历史记忆、历史事件，以及活在历史记忆中的人之情感、意图与作为。我认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是否能揭露一些我们过去未知的社会与历史本相，至于它是历史学或历史人类学又有何重要？
张原：我想或许可以称您为一个具有人类学倾向的历史学家。但是您的整个研究风格给我们的感觉，更注重的是一种“心态史”，比如像您谈历史心性、谈社会记忆，这些都很像一种观念史或者心态史的研究。那您又是如何看待经验历史的研究，或者说您如何处理经验史方面的问题？
王明珂：我关注的不是泛泛的心态史，我非常注重practice（习行），关注一个小的事件，个人说的一句话。其实，心态史这一类研究强调探索一时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特殊心态，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结构。然而我所谓的历史心性与此不同，历史心性在历史书写实践中产生，它也影响历史书写实践，更重要的是，历史心性与历史书写实践都对应或反映着社会情境本相，与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