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我的学术的确与史语所的传统有些背离。我认为史语所早期的民族学、史学、考古学等（所谓重建古史的新方法、新典范），有相当深的国族主义色彩与方法论上的缺失。即便是去除中国国族主义色彩后，史语所同仁对本所学术传统及当今学术走向仍大多缺乏反思。
覃慧宁：在读您的三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您的文笔特别好，很亲切，不像有一些学者的文章那样读起来非常吃力，不知道您是不是在文字方面有过训练，还是您自己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写作习惯？
王明珂：我读过不少大陆学者的著作，不管学术内涵怎么样，我都很欣赏他们的文笔，他们的文笔非常好。我反而觉得，自己在书写中常创造些词汇，似乎觉得大家都应该看得懂，这倒是我需要检讨改进的。说起我写作的经验，我在高中的时候不爱读书，考大学没有什么希望，那个时候我家里很穷，没有零用钱，又考不上大学，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报纸上写些文章赚点稿费。我后来也常常在台湾地区的报纸上写点杂文，多为政论性或社会评论性的文章。
张原：王老师，您刚才说您现在是没有什么学科认同的，或许这给您一个便利的身份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交流对话，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今天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这种倾向在大陆学界开始变得比较明显，现在有一大批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开始走向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有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也逐渐开始人类学化，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现象的？
王明珂：在这方面，台湾和大陆的学术发展不同，各有优点和缺点。在台湾，像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学科的学术传统没有间断过，而且一直跟西方接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因为整个传统没有断过，台湾的史学和人类学都有非常强的学科本位主义，也就是说，人类学家认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但主流的思想还是认为）人类学有一定的典范，一定的方法和理论，当然人类学可以借用历史学或者是社会学的一些概念，但是人类学就是人类学。历史学的典范更是非常强，这些“典范”有时根本就不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而是在断代与专史分类上：上古、隋唐、明清或近代史，思想史、经济史或医学史。又如，现在西方流行物质文化历史、妇女史、底层社会历史、心理史学、医学史，台湾的历史学者都能一一跟上学习，可以说这是优势，但也可以说是对自身的研究对象缺乏反思。所以台湾并没有历史学人类学化，或人类学历史化的问题，而是，许多历史学者跟随西方史学脚步走向一些新史学领域，它们所涉及的社会科学不只是人类学，部分人类学家也跟着西方人类学一起关注“历史人类学”，而此“历史人类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并非人类学朝历史学的转向。
在中国大陆，我觉得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有强烈渴求，这种风潮产生时也正好是西方对传统的人类学、历史学典范发生质疑的时代，所以在强调跨越学科的风气下，很多学者自然比较倾向于接受人类学的历史学化，或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不过，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研究群体庞大，新的研究倾向十分多元化，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只是其中一部分。人类学的历史化较明显，一方面受西方历史人类学影响，但更多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原来便特别关心历史。我认为这个发展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历史文献丰富，各民族之口传历史又多元、驳杂并交互假借，在这样的“田野”中人类学者不得不面对“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