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们从来不同洋人，同白人有关系……你要是和十个部长，二十个大官发生关系我都不在乎，只要他们都是中国人。可是，和一个洋人，一个洋人……”憎恨外国的心理充分暴露了，这正是年轻黄埔军官的特征，也正是蒋介石本人的特征。这和把女人当作财物的概念是一样的。侮辱、掠夺、屠杀，这些就是西方人过去在亚洲人心底刻下的印记，也在中国的上层阶级心中留下了一种反向的种族主义情结，这种强烈的敌意便是这种情结的表现，而在女子被当成私产的一部分的性的领域，这种敌意尤甚。对于保黄以及跟他一样的少壮派军官来说，这种仇外情结不仅意味着憎恨，也成为一种借口，他们可以藉此为他们的背叛行为找到替罪羊，也可以藉此宣扬一种激进而变态的种族主义的“民族解放”。
庭院中溜达着的女人不知不觉地增多起来，都竖尖了耳朵。这座木结构的旅馆造得非常单薄，墙壁和地板上的裂缝大得什么声音都透得过去。尽管我努力想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却永远做不到和周围那些女人一样。这种差别无法消除。我过于喜欢把东西擦洗干净，我喜欢一个人散步，我经常读书，我要在医院里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在往后七年中的生活模式，而使我和保黄之间的夫妻生活倍增痛苦的，是那些数不清的零零碎碎的流言蜚语、鬼鬼祟祟地背后讲坏话、不断的恶意的嘁嘁喳喳，这些事从来没有停歇过，因为既然保黄自己为这种无休无止并且变化无常的酷虐行为开了个头，别人要跟着进行折磨和中伤真是太容易、太方便了。
就在保黄在众人面前责骂我、虐待我之后，有一两个曾经见到过我同路易斯在一起的，从欧洲归来的留学生，也添油加醋地恶言恶语起来。有谁能够或愿意怜惜我呢？很多人一定认为是我诱骗保黄同我结婚的。我提出让他自由地和我脱离，我求他让我走，我不要求得到他的任何东西，我只要求离开。可是这一点他绝不同意。“我真不了解你，”我哭着说，“既然你认为我这样坏，为什么不让我走呢？”但是他就是不让。
于是我就走进南岳村，爬上山坡，看着村民们劳动，避开了那些恶毒的“军官弟兄”以及他们的临时太太。村子里有木匠、裁缝、瓦匠、脚夫、送水工人和运输工人，有费劲地照料着我们起居的年轻茶房，打扫庭院的壮实的老工人，他嘴里老哼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那些筑路工人，坐在那里摆弄着堆在他们两腿之间的小石块，他们挥打铁锤的声音响彻了温暖清澈的晴空。他们并不笑我，只是看我一眼便又继续干活了。我感到他们毫无恶意，而且他们唱的歌也不是那些仁慈的军官弟兄们所欣赏的。当我散步回来时，那些军官太太打着麻将，啐着唾沫，瞪了我一眼，发出冷冷的笑声。
在这场争吵过后那天，保黄又显得可爱了；那天是星期六，我们在阳光灿烂的下午手拉手出去散步。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重新爆发了一场争吵，时间拖得更长，吵得更凶。然后，又重新平息下去。保黄沮丧地谈到不得不离开我，要带领军队上战场了。他痛苦地提到了打败仗，说到不得不投降：“没有更多的士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