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每天记日记。我们所有在国外的军校学生也都记日记，记下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道德修养更加完美。你应该养成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保黄从手提皮箱中拿出了一本空白的日记簿（他总是多带着一本的）。在这本日记簿上我写上了名字，保黄看到我生硬的字体便笑起来。“你写的字像孩子一样。”“那是因为小时候没让我学写字……”我满怀委屈地回答。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重新练习书法……虽然我确实不知道在火热的战斗中怎么做到这一点。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在日本，知识分子、学者和教授也和政治家、教师一样，每天记日记……这种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是供人考察的，是作为本人忠诚的证明。
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被送往国外。当局命令他们坚持写日记，每个月还要把日记送给督学检查。督学是中国大使馆驻留学生所在国的一个官职。虽然辛亥革命后，在进入外国大学的留学生当中，对这一规定的执行已很宽松，但黄埔军校的士官生仍严格执行这一规定。这种办法就是要通过让这些人写下合乎道统的情感，时时刻刻强化他们对寡头统治集团的忠诚，也可以藉此检查“有毒思想的影响”，其实就是指政治上的偏差。所有的交流、探讨都是不允许的。一个人的“忠诚”程度就是根据他写下的文字衡量，而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对他所写的东西会被人阅读——蒋介石和那些年轻的军官是多么钟情于这样的“忠诚”——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近些年，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人们可以看到有些中国共产党员沿用了这一做法，虽然未经官方正式确定。新时代的新的英雄人物的日记被发掘出来，反反复复地被引用、被颂扬。然而毛泽东本人却不曾写下这样的日记，或许是因为他已看穿了这种“灵魂簿记”形式的浅薄空洞。到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种植根于即使在今日中国仍不鲜见的道德化倾向中的凭文字评判人的办法终被放弃。不过，即便在1966年的秋天，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仍有人要我在参观者留言簿上写下我“直观的感受”。很难让更多的官僚认识到，参观者为工厂、纪念碑、名胜写下的这些颂辞不过是些曲意逢迎的应景话，跟那些除了高尚、漂亮的话什么都不能说的日记如出一辙。
我找不到多少能提高思想的格言，写进这本蓝色封面的小日记本里去。我的头脑里并没有现成的豪言壮语，这个困难越到后来变得越难以克服。在往后的几个月中，为了想方设法纠正我的无比“错误”，保黄时常翻阅我的日记……可是总读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足以显示一种他能加以赞扬的精神境界，或使他觉得他所苦心培育我的品德修养获得了成功。他认定品德修养是我最迫切的需要。早在我们相识的初期，他就认定我性格中“洋人”的一面必须彻底除掉，惟一的办法是要让我完全复归中国封建儒家传统。
